吴月竹
【摘 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大一统”思想和儒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政治制度领域，科举制作为封建中国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在维护政权统一和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正是将“大一统”思想、儒学和科举制度这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探究三者的内在关联来研讨对现实教育的启示。这一探索过程的意义在于，不仅提升了我们教育人的文化自觉力和反思力，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具理性地理解和分析当今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以期获得更加有效的教育策略。
【关键词】科举制度 大一统思想 儒学 礼 教育
一、大陆文明的地理环境与大一统思想的确立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大一统”思想当然也不例外。
1.从地理条件到大一统思想的孕育
起源于黄河之滨的华夏先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西方文明的摇篮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不同。他们枕河据土，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使农耕自然而然地成为唯一的选项；同时为了应对恶劣自然环境和战争等生存危机，采用集体而不是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为先民们的必然选择。由家族、氏族到部落乃至此后国家的产生，正是他们在环境面前对集体力量需要甚至依赖的结果。龙的图腾的产生，代表了多个部落被兼并后新的统一集团及其统一的意识的建立。
在这种生存需要中，逐渐积淀出 “集体本位”的思想，标志了大一统思想在大陆文明的母体中，已完成生命的孕育。
2.大一统思想的生长与成熟
“九州”一词首先出现在《尚书•禹贡》一书中，此书第一次将中国大地分为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九州的划定，确定了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而这种地理大视角也体现了先民们向往国家统一的心理倾向。虽然当时九个州的划定还不在政治上具备实际意义，但“九州”的概念却代表了先民们一种理想化的“大一统”的政治蓝图。
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嬴政所创立的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立国之策，奠定了中华此后2000多年“大一统”的框架模式。比照上文不难看出，秦结束纷争而走向一统，不能否认来自文化传统深层的那个思“统”的力量；而国家政治统一的需求又强化了“大一统”思想并使之走向成熟。当然，真正走向成熟是在西汉的武帝时期。
武帝以董仲舒为喉舌，第一次借助儒学将大一统思想提高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尊之为宇宙的普遍法则。至此，大一统思想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底色。
二、“大一统”思想与儒学的联系及发展
笔者认为，关注这两者的联系，是打开民族文化和封建政体之门的钥匙。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王纲失统，周丧其鹿，四夷交侵。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孔子继承了华夏文化传统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礼”为核心，为乱局开出济世之方。作为一门学派，它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中心意识。这是孔子所认同的达到“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前提。礼乐和战争是周代最重要的国家事务，这些事务都出于天子，意味着天子不仅仅是象征统一的符号，而应该拥有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威严，手握重器，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下的中心并受诸侯众星般的拱卫。所以无论诸侯在其封地拥有怎样的自主权，都必须服从于天下共主。可见，孔子的权力中心意识可谓是“胸怀天下”的。
第二：“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礼”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追求，主张君臣、父子、夫妻必须尊卑有序，有序必有尊卑；为了维护家国及社会之序，就必须遵守良序之准则。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生致力于恢复“礼”的秩序，这也是他及当时的儒家学派力求从政治伦理角度建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做出的尝试。
第三：重视礼乐教化和学术传承。如果说“礼”的秩序与规则是孔子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政治蓝图的设计，那么“乐”则用一种牵动情感的方式让“礼”的规范深入人心，是让受教者发自内心地认同和践行。而在学术传承方面，孔子在结束了列国之游后便用余生整理前代经典，汇成“六经”。“六经”之成，使儒家思想主张及其传承有了书面的载体。后虽《乐经》散失，但后世儒门学者仍以“五经”为官方教材，垄断学术，为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在孔子代表的春秋儒学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强调了“大一统”思想与儒学的紧密关系。他同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春秋》大一统”，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和儒学水乳交融，成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定势。
三、科举制度与“大一统”思想、儒学的联系
接下来，开始探讨科举制度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1.三者的定位
科举制度作为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制度设计上不可能不体现统治阶级“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及思想原则，而儒学便是最佳的选择。
概而言之，“大一统”思想是属于文化传统中的观念性的认识，处在思想和价值观层面；而儒学作为一派学说，它具有明确的主张和社会秩序的设计——围绕“克己复礼”而展开；科举制度则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三者由高到低，由务虚到务实，逐步地从思想的“大一统”到学术的“大一统”，最终通过制度保障落实到现实的“大一统”。
2.三者的发展
其中，最具有主动性和推动力的当然是科举制度了。是制度，让观念落地，让学术生根。大一统思想和儒学，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丰富和繁荣；反之，两者又不断地增强了科举制度在实践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于是，三者相得益彰，共同为服务于“大一统”政权。
科举制与之前的选官制度相比，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使“寒士”群体通过考核获得功名和晋身上流社会的机会，而统治阶级的权力范围也从贵族门阀延伸到了广大的普通民众。权力渗透所带来的结果是思想的渗透，儒学体系中“礼”的价值追求正是通过植根于人性亲情的“孝悌”来确保发自内心的忠君。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纲常伦纪，海内一统的思想观念再也不仅是学术上的阳春白雪，再也不仅是政治正确的道德口号，而通过风声雨声读书声，真正为大众所理解认同。在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支撑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以儒学礼教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完成了以思想统一促进政治统一的制度创举。
3.“大一统”思想与儒学及科举制度的内在关联
综上所述，关于三者的内在关联，可概括为：“大一统”思想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是具有于深厚文化积淀的政治取向；而儒学的礼的设计，回答了大一统具体是什么的问题，即按照礼的高低尊卑（金字塔式的）建构的秩序确立的规则才是最合理的；科举制度则是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即将政治目的和教育选拔相结合（礼治和礼教一体化的政教合一），从而达到以道统促政统的目的。三者外呼内应，形神兼顾，让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伴随着民族文明史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
四、对教育的启示
四大文明古国同属“大陆农耕文明”的范畴，但今天唯有华夏文明作为仅存硕果，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别具风色。其秘密就在这三者的内在关联之中，而儒学作为内在关联及其核心思想的有效载体，在今天的教育领域，仍有着它不朽的价值。“教育即生长”是杜威最深得人心的论断之一；而生长是需要土壤的。任何离开自己民族文化土壤的教育设计，不管蓝图有多新奇、壮观，一旦落地，既不能生根，也不会发芽长叶，更不要说开花结果了。
所以，植根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追求生命的现代成长，是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用民族文化来养育民族精神，用世界的文明成果来开阔我们的视野。自信而不自闭，开放而不媚外，融通而不自失，这是现代公民精神应有的品格。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其一是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爱生养着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深入国人血脉的最真切而高尚的情感，这一点，连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都羡慕不已，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维护国家的强大统一和家庭幸福，传统使然，情感使然，何错之有？何乐不为？
其二是修德为公。儒学所倡导的修身，贵在修德，修的是私德，但目的指向很明确，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为公，为高尚的使命而来：让人民太平和乐。私德是起点而公德才是归宿，其中的精神成长历程，就是留给教育人的空间。我们不该缺位。
其三是秩序规范。任何一种文明的确立，都是从秩序与规范开始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始终将秩序的维护和规范的遵守同个体人格的修行结合在一起，最终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服务。如此推理可知，做人的教育和个体人格的培养自然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要务。
有了这样教育底蕴和前提，我们再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做到谦恭而能独立，和合而能自由，敬长而不失平等，诚如是，我们的教育离民族性与世界性融和的原则与策略所期待的梦想肯定是不远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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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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