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30 周三 阴雨
有两天没有更新日记了。不是不想写，而是事出有因。
前天，我曾支教过的乡下三个小女生来看我。我和她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糖和坚果。
午饭，又准备了鱼、牛羊肉等大餐招待她们。
昨天，闺蜜媛来看我，送来了杜仲和桑寄生两味中药。说用它们熬粥喝，对我的腿恢复有好处。
下午我和他说话，晚上又与她一起到外面吃酸菜鱼。八点多回来后，不再想写日记。
我不是精力旺盛、逼迫自己每天日更的年轻人，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中年大妈。我不会强迫自己深更半夜，去完成未写完的日记。
这样，两天的日记就泡汤了。虽没写，还是一直惦记着的。
这两天里，除了和学生与闺蜜说话，印象最深的是读胡适的《四十自述》和《顾城哲思录》。
都是午后阅读。时间不定，读一二十分钟或者三四十分钟，贵在坚持。
不管多少，一定要读，这是为了形成读书的习惯。习惯养成了，一天不读，心里就痒痒的。
于是捧起书，心中的那个痒就消失了。
印象比较深的，是胡适的有关“文学革命”的内容。
胡适认为，古文是半死的僵化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字。所以，他力争改良文字，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从“文学革命”的提出，到白话文的践行，胡适多次和朋友讨论，受到质疑、反对。
胡适很孤单，“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
他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可见，胡适的文学革命之路是一条曲折艰难的路，也是一条孤独求索的路。
但胡适不退缩、不屈服，依然坚持他的文学革命思想。他认为：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有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语言形式上的一次革命，也是一次文学思想上的革命。
但语言的发展总是曲折多变的。语言像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会受到尊重，也会遭蹂躏磨难。
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再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文，语言又成了一种妄言、滥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媒体的普及，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的立言发声，表达不是观点的观点。于是文学的真正价值日渐削弱，而看似有用的实用文泛滥成灾。
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致使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事。
胡适的文学革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如今回看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学史，其精华却是古代的国学，即文言文中的绝美华彩的篇章。
《论语》，《老子》，《庄子》，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们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文学作品语言、思想、文化上的造诣，都达到了它们所处时代的高峰。
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语言都是一种工具。当他用来表情达意、传递思想价值时，他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废话，是垃圾。
《顾城哲思录》里这样写到：
“语言可以决定和改变文化人的世界，改变他们对自然和自身的看法，但并不能改变自然。一朵花和各个国家给他的名字毫无关系。人不可能把自己由于无奈何而捏造出来的语言加到一切事物上，并糊涂的认为那就是事物本身。语言不过是人类捕捉自己的一张小网。”
说自己是大咖牛人的未必是真的，标榜自己是好人的也不能确信，鼓吹产品功能胜于同类的也未可知。那些夸大其词、带有宣传目的语言，并不是事物本身。
在物欲横流、人心慌乱的时代，语言有时不是工具，而是宣传单、贴金术。
语言是尊贵的，有尊严的，它不应该受到随便的耍弄，而应受得大众的尊重。
法国小说家都德在《最后一课》里，写教授法语的韩麦尔先生，穿着是那么庄重，上课是那么认真。因为这是他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柏林来了命令，只允许教德语，不许再学法语。
韩麦尔先生告诉他的学生：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要学生们把它牢记在心，永远别忘了它。
同样，在我的心目中，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它最博大，最丰富，理应受到尊重。
它的普世价值不应该成为赚钱和贴金的工具，而应发挥传递思想感情和真善美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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