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当年，同样是“伤痕文学”，但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能有独特视角，不是一味“控诉”，反复“诉苦”……而是把政治高压对人性、人才的摧残进行深层开掘，读了让人不仅耳目一新，甚至由于共鸣情不自禁掩卷而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作者入木三分的深刻，让作品形成对读者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冲击力，无可抗拒，无力抗拒。篇幅所限，仅上述两例，足以展示，证明，正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十分热爱脚下的这片热土，执著于这片热土上产生的悠久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才有实力和灵感做到上述深厚的创作和精湛的艺术描写。最终契合于对故土的眷恋，“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并企盼着它有所发展和繁荣。
反观莫言的小说，具备现实主义一些普通的揭露、批判……等特征，但远远没达到上述艺术效果，总体上来说，还是停留在清末四部谴责小说的水平上。清末的谴责小说，如果让清末的有些官员，包括“名公巨贾”读了，衮衮诸公们肯定也会不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有了现实主义深刻的批判力度。即使“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词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之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鲁迅语）。这其实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没有上述例子中的作家情怀和艺术功力!何况揭露有些流于歪曲，批判近于嘲弄?其效果，鲁迅先生也说得很切中要害，“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有这种明显的优劣对比，高下立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因为“谴责小说”有一些揭露批判现实的特征和某种有意无意的“反体制”倾向，如果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构不计其余，将该奖颁发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或《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忽略《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一大批佳作，尤其无视《红楼梦》这部伟大文学巨著的存在!只要是稍微有点文学常识和读过该时一定范围小说的人，您就是把他（她）“立毙杖下”，打死他（她）们也不会让人心服口服的!上述想象虽然不曾存在，但在当代中国作家莫言身上被复制了。网上对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绝不限于一部分人，或只是少数抱有岐见者，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完全有可能是偏见导致错误。但这么多人，除了明的，加上暗的，几乎迹近“千夫所指”，就是个值得存疑并进行鉴别的问题了!当然，到目前为止，指出的问题焦点未必全都准确清晰，但作为中国读者，却不能无视这种争议现象。而且争议的真正症结是在得奖人与未获奖人作品优劣对比这里，不是那些隔靴搔痒的这个不服，那个不敬……甚至进一步诠释，不服是“酸葡萄心态”；不敬，是对诺贝尔文学奖孤陋寡闻。这些，都需要内行人明察细辨，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部分人出于对该奖的迷信和盲从，将错就错地人为地拔高莫言的小说，不惜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桂冠生硬地套在对其小说的评价上面。实事求是地说，一些编造的离奇怪异情节，既达不到《红楼梦》“太虚幻境”的高度，也没有中国古典名剧《牡丹亭》杜丽娘梦境的绚丽，甚至都不具备中国典故“邯郸梦”“黄粱梦”的哲理性。如果非要牵强附会，揠苗助长，顶多类似于六朝“志怪”。宁缺勿滥，这种廉价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文坛不要也罢!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地位和权威不容忽视。那么，对于中国的文化人和读书人而言，中国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同样不可以加以轻视!过去曾成为公式和结论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与世界接轨”后发生变异并过时了吗?文学于全世界各民族或许没有统一硬性的量化标准，但所有作家档次的最后判定，最终要靠作品历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母语读者的检验，耍弄任何外部金字招牌、大牌，都做不到尘埃落定，这不但毋庸置疑，也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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