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遍游列国，缮《诗》、《书》，著《春秋》，欲以己之绵力，复先周之乐礼，此则克己复礼之所谓也。然是时，列国纷争，伐交频频，乱世几多战祸，逾三世而未休，百姓流离求生，诸王变革图强。而夫子之道，非乱世强国之法，实治世安民之要，故不可行也。
《论语》有言，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夫子既知，虽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匹夫走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小人讥也。匹夫走者，小人讥者，为君子之所共适。
素闻夫子降世，有麒麟落庭，口吐玉书，而后著《春秋》，亦绝笔于获麟。古人云，麟者，盛世之祥瑞也。此番为人西狩获于乱世，岂不为盛世将始、战火将熄乎？何故作穷道之论邪？亦或不然，吾观麒麟，非盛世之征兆，乃圣人之益彰。夫子何人，天下至圣也。故夫子生则麒麟见，夫子穷道则麒麟为小人所获。而今盛世长平日久，勒马收兵，偃旗息鼓，百姓安康，国府强盛，虽不敢言天下大同，亦可称之曰小康。然未尝有闻见于麒麟者，何也？无他，天下尚无圣人耳。
余逢此太平治世，虽终不得乎圣人，惟愿作君子，以求天下至道。于乱世求圣人之道，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治世求圣人之道，亦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何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
曰，必先“知”也。若“知”，则须先学。饱读诗书，明辨是非，增学长识，晓天文，通地理，为君子之所为，事贤者之所事，明己之前途，知我之归宿，以达君子之见。
再曰不可为者，非“不应当为之”说，合该为“应当为之，然未必能或必不能成功”之论也。今人多有不智者，欲驳古圣人之言，颠倒黑白，胡乱解释，诸如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云云，曲解夫子之意，恶意抹黑古之圣贤，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者，硁硁然小人哉，为君子所不齿也。
末字“为”者，乃身体力行，付诸行动之意，万不可纸上谈兵。今有先辈尝言，曰实践乃检验认识真理性之唯一标准，如是也。而今天下之士，多败于此。既知不可为，或知难而退，或另谋他路，或碌碌无为，或郁郁终生，终不得悟圣人之道也。
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非但为士之世界观，亦为君子之方法论，更是天下儒子毕生之信仰。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言之则易，且为之奈何？
学子求学终生，欲以有涯之生时，遍游无涯之学海，虽知其不可穷尽，仍不当半途而废；抗日战争时，将士御敌，敌强我弱之际，仍需奋力一搏，虽知再难凯旋，竟视死如归，毫无畏惧，不退不逃，虽九死其犹未悔；亲人因染恶疾，久治不愈，当是时，妻子不弃，虽知其时日无多，仍悉心医药，祈求天恩。此皆证道之典范，世人遍是行此道者，其孰敢妄言驳判！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人于家如是，于国于政亦复如是。
而今封建崩卒，帝王归尘，人治革除，依法治国，两千余载历史巨卷封存，中华上下焕然一新。今国之志，非拓土开疆之愚见，亦非安民泰国之短识，今民富国强，实数千载未有之大局面，今国之志，愿以百十载矢志不渝，求得共产主义之大道。然行于此道，何其难哉！此途荆棘密布，杂草丛丛，崎岖陡峭，险象环生。邻国多似虎狼，觊觎之心，昭然若揭。西方列强，乌托邦、反乌托邦言论一浪高过一浪，文化输出，企图假借资本主义之腐朽教义蚕食我社会主义之五好青年。再三不得，恐有变着，不可不防。
共产主义之道，艰险如此，行之不易，虽然，不可退却，当以知其难为而必须为之矣。
余观夫子之道，乃事先周之礼制也；夫子后世之儒道，乃侍封建之王法也。此皆旧道，今奉新制，尤可鉴也，若全然沿袭，何异于驾历史之倒车，添隔夜之老茶焉，故不可一取也。时下儒道虽独尊不复，然君子之风盛行如斯，施恩德于万民，著信义于四海，夫子如知，可以为乐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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