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写完了，尽管有点晚。
远处的三危山
2019年9月27日上午11时左右，我终于见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莫高窟，到今天整整5个月时间。此次西北之行全程共计9天，其中我留了3天给敦煌，占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有人说，看什么对你最重要就看时间花在哪里——毕竟，现代人步履匆匆，最缺的就是时间。毫无疑问，代表了它在我心中的分量是极重的，尽管如此，3天时间对于敦煌这座文化宝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什么在离开之后依旧对其念念不忘，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思考、去研究、去描绘心中的“佛国”，是因为它带给我的冲击和震撼是强烈并持久的，在我离开之后5个月乃至更长久的时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在汲取其中的营养。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因为文化是涵养，是源泉，是动力。当你困惑、迷茫、消极、悲观的时候，它可以帮你补充能量，找到你自己。
南怀瑾先生曾戏称：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是儒释道精神合一的，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苏轼。只吃粮食只能叫“活着”，缺少生活的乐趣，若是没有点佛家、道家的精神，他也无法活得心态那么好。
心态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一个外在的反映，你是如何看待你的生命、你的人生的，你与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你的追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把这三个问题回答好，心态就好，回答不好，心态就糟糕。
而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最终都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
所以古人说“识不足则多虑”，认识上不去人就会焦虑，心态就不好。
说直白一点，就是不断地问与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做”。
关于认识论的基本概念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各种问题归根究底都可以在哲学中找到答案。
宗教是形而上的哲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干脆将宗教一律归为唯心主义哲学——因为宗教存在神，而神是非物质的。
因为本文不是严肃的哲学研究，只是个人随笔，这个问题姑且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回到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上，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并被民众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佛教是对儒家的一种有力补充。
儒家是很务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信鬼神——唯物主义者。但是，老百姓有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有接受不了的人生现实，这就有了佛教生根发芽的土壤。
佛教对于宗教哲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生死观。
关于“死亡”这个话题，儒家讲“死重于泰山”、“死得其所”，然而绝大部分老百姓都到不了这个境界，基本上都“轻于鸿毛”，这与儒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会让大多数人悲观且挫败感十足。但是佛家把死亡叫做“涅槃”——死亡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死亡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轮回的起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樊锦诗先生在她的自传中曾写到，每当苦闷和烦恼的时候，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
因为第158窟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称完美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
“佛陀周身安详，焕发出慈悲之美和超脱之乐。一种内在的大光明境界令整个洞窟洋溢着一种神圣的光芒。佛陀的右手承托着脸，左臂自然地覆在左侧腰身，生动的臂膀和手指仿佛随时可以抬起来。佛陀似闭非闭的眼睛，微微含笑的嘴角显得非常自信，他好像对自己生前一切苦难的经历，所证得的无上的智慧成就感到无憾，感到宽慰。在涅槃到来的时刻，他要以绝对的从容和宁静给予世人无限的希望和信心。
涅槃佛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女性的美，会让人忘记了他是佛陀。光是从他安详和慈悲的微笑间溢出的，正是从嘴角中透出的光，成为他的呼吸，他精神的温度。他的长眉与微闭的双目相互呼应，和谐地透出秀美下的庄严。他还没有完全对这个世界闭上眼睛。他的表情中没有任何濒临死亡的痛苦和不安。涅槃到来的时刻，他内心的沉着、从容以及大智大勇，都在这泰然自若的神态中呈现出来。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佛陀，没有死亡的可怖和阴冷，空气里弥漫着温暖慈悲的氛围。”
如何对待死亡依旧是哲学中一个永恒的命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理性的推理详细的讨论了死的概念，并最终对人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给出了一个终极答案：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向死而生”。
所以，人活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死亡的态度。
死是生的另一面。
中国人对于“死亡”这个命题很避讳，认为是晦气、是不孝。可这不对，这终究是人从一出生就开始面对的问题。逃避问题不好，理性的思维模式是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至少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
我曾经对儿子说过（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为什么鼓励他去尝试各种事情、发展各种爱好，因为只有扩大自己的接触以找到那件你所热爱的事情，而热爱的标准是——你愿意为之付出毕生的努力，并愿意为之去死。
“找到那件你愿意为之去死的事情，就找到了生的意义。”
这次冠状病毒疫情，不仅把大多数人被困在家里，也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重新思考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作为本体自我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各个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物种的自然人与大自然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作为地球生物与宇宙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即：我们如何看待自我与这个世界。无论是从哪个地方爆发、从哪个宿主传染到人，有一点是无法反驳的——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人与自然、与其他物种之间关系的报复和惩罚。
佛教讲“众生平等”，这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佛教的生态伦理观。十六国时期北凉的译经大师昙无谶翻译了《大般涅槃经》，提出了“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皆可成佛”的观点，认为：“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正如宋代高僧清远所言“若论平等:无过佛法 ,惟佛法最平等。”认为在所有宗教的平等思想中 ,佛教的平等思想最深刻、彻底和广泛,同时也最具包容性。
“平等”一词源于佛教，《华严经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具体来讲，“平等”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众生与佛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人与动物的平等、有情与无情的平等，概言之，即宇宙万物——佛、人、动物、植物、无机物之间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局部的平等，而是全面的平等，一切心法、一切色法、心法与色汉、因法与果法的平等。佛教认为，宇宙间的生命实质上是一个整体，众生具有存在的同一性、相通性、平等性，佛、菩萨观照众生与己身具有同一的本性，由此生出与众生的绝对平等心，生出为众生同乐拔苦的慈悲心。佛教的平等观是一种广义的、彻底的平等，使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平等存在，消除物我区别，扩展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范畴，正所谓“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融合的生态伦理境界。
佛教普度众生不仅是一种慈悲心肠，更是佛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在佛教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动物、植物的生命都极为宝贵，人之所以能成为世间万物的主人，缘于其有着驾驭生命的思维能力，但并不能以此作为杀生的理由。小至细小的尘土，大至广袤的宇宙，其中的一切生灵，都共处于同一生命流中，天台宗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万物与人一样，都有可能领悟佛性，达到最高境界。因此，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人类善与恶的标准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杀生是最大的罪恶，不杀生、放生、护生是最大的功德，即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佛教中的伦理观。
正因为生命可贵、众生平等，故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才尤为感人，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敦煌守护者毕生的信念。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曾在自传中写下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
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风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樊锦诗先生说，壁画中先后两次舍身的萨埵那，是一种超越了单一时空的前赴后继的“自我牺牲”的象征。萨埵那不是一个人，而是意指许多人；不是一个固定时空的牺牲的呈现，而是一切时空的神圣的牺牲的呈现，是超越时空的为理想和信仰而舍身的总体象征。
如今，武汉的疫情来势汹涌，在这场灾难面前，多少医务工作者、民警、军人、基层党员干部逆流而上，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何尝不是现代版的“舍身饲虎”？
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苦难，可是即使在恶劣的历史条件下，在漫漫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华文明依然千年不灭、绵延至今，成为保存至今唯一一个古文明，这是我们民族不幸中之大幸。中华文明是中华儿女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敦煌去，亲眼目睹那古老而灿烂的文明。
樊锦诗先生在她的自传中曾说过：莫高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自由和强大的历史。敦煌在历史上有着战争的苦难背景，同时也有着宗教信仰的背景。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许这就是敦煌能够在苦难中孕育出如此灿烂文明的历史根源吧。
然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不幸在于，它的发现正值中国最为动乱和萧条的一个历史时期，发现它的人居然是一个不识字也没什么文化的小人物，他根本不知道藏经洞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敦煌又远在大漠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造成了藏经洞文献流失的历史悲剧。
敦煌文书在运回北京的过程中，又经历过一次劫难。王道士把最好的一部分经卷藏匿在一个桶里，目的是日后可转卖给外国人。此外，因为负责押运的差官监守自盗，经卷严重流失，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被人拿去求官、卖钱或是私藏。等到运回北京时，其中的精华多已流失。
所以，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季羡林先生认为，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之地。所以，我将敦煌作为此番西行的终点，同时也是新疆工作、生活的起点。在到达敦煌之前，我不知中华文明如此浩瀚；在离开敦煌之时，我已知自己卑微渺小。人类历史的长河与画卷在我眼前展开，前途的艰险与生活的未知都变得不重要了，“到找那件你愿意为之去死的事情”，足以抵挡一切艰辛痛苦与人间黑暗。
阳关烽燧
部分内容摘自以下参考文献：
1.《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2.《“众生平等”：佛教思想中的生态文明理念》（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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