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沐阳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痛苦就是痛苦,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看见》是讲述柴静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看见几年前,我开始读《看见》这本书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它会教给我如此多的东西。读完这本书之后,柴静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媒体人。
从一开始的懵懂和多愁善感,到后来的冷静,力求准确与真实,这些变化是她在自己的十年经历中发生的。
可惜的是,人们不会去理解,也不会去寻求真相后再做评判。
整本书共二十章,今天我重读了第十章,这一章节里清晰地记录了作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性格变化与深刻的自我剖析。
二零零四年,柴静在一次福建农村采访拆迁事件时,她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同情农民,充分的表现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她还曾在节目里讽刺过一位排污超标的药业工厂老总。
可节目播出后,有人告诉她: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而记者提供的应该是事实,不是情绪。
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恍然明白,我们都在媒体渲染的情绪中涕泪交加,根本不了解真相。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现在,媒体又何尝不是这样,专业记者也可能会存在偏颇,一些自媒体人更是毫无下限。
探寻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柴静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既然真相永远达不到,那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准确了。
可是准确带来的困扰势必会带来缺乏理性之人的口诛笔伐。因为要做到准确,就必须让一件事情的双方都到场,好的和坏的一方,都肯定会挖掘出有利于自己的言辞,而那个时候,更可能发展成为一场论战,甚至谩骂。而此刻,记者便牺牲了自己,失去了双方的信任,甚至是民意。
我才终于理解钱刚老师对柴静说的那些话: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零一二、二零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
你看,当一名执着于追求真相的记者是多么困难,真希望所有的媒体人都能做到准确的采访,尽可能的告诉公众真相,而不是煽风点火,挑拨大众情绪。
再后来,柴静开始变了。她不再选择质问,因为她想做到不轻易选择立场,只想通过提问来了解。因为一个人只要提前选取了立场,他将会不可避免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在国务院新闻办与政府官员的座谈中,柴静这样说:“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我想这是她对所有媒体人自由报道权利的争取,但媒体人更应该记住,你们不能引导舆论,而是只提供事实,让大众去评判。
有人开始说她变了,“原来觉得你挺斗士的,一看你现在……”。有人开始嘲笑她的天真,她也只能说,凡事信以为真。因为对她来说,摄影机灯亮的时候,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她的采访对象。
我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纠结,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在别人眼里,她变得“成熟”了,甚至不再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这是在坚守记者的职业道德,而那是很多人早已丢掉的东西。
在这章的结尾,柴静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里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
反思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选择性地听取信息,再加以改造,辅以悲情,常常惹得人们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可真相便流失于涕泪交加之中。
写到最后,我才猛然想起,柴静好像已经消失在媒体上很久了,自从《穹顶之下》后便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消息。
二零零三年春夏之交,柴静作为“非典阻击战”进出非典病房的记者,让人们见到了医院里的真相。有人说,她们在制造恐慌,可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在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还有的媒体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对于那一年,九年之后,柴静回忆道:“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非典结束后,她收到一封来信。信上这样写道:
“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我被这封信感动,因为写信的男生肯定撑过了那个夏天,还因为那一年有这样一名记者,在死神的包围中,用她娇小的身躯,为我们在探寻真相。
柴静二零二零,很不幸,灾难又一次来临,所有的一切好似没有改变。开始的时候依旧轻慢,后来真相渐渐淹没于涕泪交加中,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等到一个值得或者说令我们相信的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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