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是《韩非子》系列的第十一篇，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篇章之一。与前述《难言》《说难》等篇一样，由于司马迁在不同的文章中采用了不同的说法，这就使得我们很难通过简单的史料证据确定文章具体成文的时间。
不过也有好事者强行附会，考证出今河南省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有一个叫做“孤坟摊儿”的地方，据说就是韩非著书之余时常登临的“孤愤台”。而韩非死后，族人将其灵柩运回韩国、葬在故土，其墓葬据说就在距此不远的九女山。至于这些说法究竟依据何在，就无从得知了。
韩非的政治理想恢宏远大，其“孤直不容于时”的人生境遇又实在令人扼腕，这就使得“孤愤”一词成为韩非人生的重要写照，同时也引起了后世不少学者的共鸣。
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列举了“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的事例，并进一步指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而为自己发愤创作《史记》的行为赋予了浓厚“孤愤”的色彩。
得益于《报任安书》的巨大影响力，“孤愤”一词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语码，成为不少穷途士子的精神图腾。如唐代诗人陆龟蒙，因屡试不第曾作《村夜二篇》云：“长吟倚清瑟，孤愤生遥夜。自古有遗贤，吾容偏称谢。”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其《聊斋自志》中解释其写作的动机：“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也就是要通过狐鬼小说来寄托自己的情志，抒发内心的孤愤牢愁。
明代诗人沈明臣有感于胡宗宪抗倭有功，却因阿附严党而被含冤自尽，死后声名也遭到诋毁，于是愤而作《孤愤集》，为胡宗宪大鸣不平。其同僚汪道昆也作《孤愤诗》七首，戚继光作《读孤愤集》，也都表达了对胡宗宪受冤而死的愤慨与扼腕之情。
此外，越是到了危亡关头，就越能激发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决心，而当他们满腔的报国热情无处施展时，也常能以“孤愤”自况。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国的纷乱时期，就出现了不少以“草莽臣”“孤愤生”自号的志士，涌现出了许多以警世醒世为主题的时事小说。
明末小说家陆人龙，曾以其“平原孤愤生”为笔名，写作长篇小说《辽海丹忠录》。王夫之终身以明朝遗民自居，去世前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民国时期诗人柳亚子，悲愤于革命的艰难，愤恨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曾以《孤愤》为题作诗一首，以讽刺那些为君主制度鼓吹张目的小人，宣泄自己像火山爆发一样难以遏止的愤怒。
源于湖南的辛亥革命同志学术研究社悲痛于日寇侵略日甚、国家领土沦丧，创办过一种题为《孤愤》的半月刊，谋求探索民族独立自强的策略。与此同时，清末民初学者黄曾成、徐澄宇也都有以《孤愤集》命名的作品，可见“孤愤”一词所饱含着的深沉情感。
我们还回到韩非的作品中来。
文章题为《孤愤》，既是对自己“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境况的侧面写照，同时也是对天下“智术能法之士”惨淡遭遇和悲惨命运的愤然呼号。
韩非将“智法之士”视为正义的化身，他们一心想要通过法术来维护君主的利益，进而推动社会秩序的重构，形成一个安宁、富足、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
然而现实的遭遇却总是令人望而生畏，在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的一方往往是孤单弱小的，这就注定了人们期望中的“正义战胜邪恶”不会那么轻易地实现。
自古以来，举凡施行改革者大都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也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狙击。这样的客观规律就决定了，“智法之士”的政治理想无论能否如愿，其改革举措无论能否取得成功，其最终的结局都注定是悲惨的。
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因素，一方面来自于“当涂之人”和君主左右近臣的阻挠和破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君主的用人不明，以及其对法术和“智术之士”政治理想的不屑一顾。
这种轻视所造成的结果也是骇人的：一方面，在“当涂之人”谗言陷害、密谋攻击之下，“智法之士”和个人声望、身家性命都会遭遇极端危险；另一方面，“当涂之人”还会逐渐侵蚀国家利益、窃取君主权柄，最终造成君臣易位、社稷倾覆的危险。
也就是说，“当涂之人”不仅仅是“智法之士”的天敌，更是君主共同的祸患，是不能不用心审察的。
文章共分为六个段落。其中前三个段落，着重于阐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尖锐对立，描摹出一个“当涂之人”利用权术想方设法谋取私利，利用各种优势千方百计排挤迫害“智法之士”的图景，借此道出了“智法之士”推行法治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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