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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圣贤在目睹国家衰颓，奸佞横行，欺上瞒下之时，往往常生愤懑之情，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并以此抒怀，作出千古名篇，屈原如此，韩非子亦是如此。
《孤愤》此文貌似文不对题，文题在情，抒心中愤懑之感情，原文在理，述“烛私、矫奸”之事理。可仔细想来，却也未必，容后再禀。对于这篇文章我们应该多结合其历史背景来看。
韩非子之“孤愤”，“孤”从何来？“愤”又从何而来？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先从《孤愤》著就的历史背景说起，尽管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但就可靠性而言，《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中提到的韩非子借韩国国内政事糜烂而上书却不被重视，因而写出《孤愤》、《说难》等文十余万言更为可信。所以《孤愤》大抵应为韩非子在韩国所作，前文中有提到韩非子乃韩国诸公子，因此，对于韩国政事，韩非子极为关心，而此时韩国韩王身边多为奸佞之臣，欺上瞒下，迫害忠直法术之士，于是“主失势而臣得国”。韩非子眼见国内如此，忧心之余，也不忘上书谏言，可早已昏聩的韩王如何能听？于是不用韩非之言。韩非子经此打击，心中难免有些不平，对君王不采纳自己的建议感到愤懑，同时对满朝大臣却鲜有人能如自己一样而心生孤寂。
接下来回到正文，《孤愤》作为韩非子最著名的几篇之一，曾受到秦王嬴政的极大推崇，而一位帝王之所以能够推崇一种观点，当然是因为有利于自己治国，虽然很功利，但就是事实。
韩非子在此篇中主要论述了“重人”与“法术之士”的对立、抗衡，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场长期的一对矛盾：位高权重的奸臣与人微言轻的忠臣之间的对立。然而就现实而言，往往都是奸佞当道，对所谓“法术之士”罗列罪名，赶尽杀绝。
所谓重人，有以下优势：首先，位高权重，往往在国际国内声名远播，吹捧之人不在少数。其次，掌握大权，控制官员晋迁之路，从而聚拢一群鹰犬。最后，深得君王信任，操纵君上以左右国家。
而法术之士，以法令为准绳，奉公守法，却容易惹人不喜，劣势显然：其一，刚正不阿之士缺少人情，极少羽翼朋党。其二，忠直之言不悦耳，能够虚心纳谏的君王毕竟是少数。其三，以卑位对抗高位，力不从心，极易遭受重大打击。
由此观之，法术之士对抗重人无疑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故韩非子说：“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何尝不是一种孤愤？法术忠直之士满怀一腔热血，为国家政事建言献策，而重人乃至君王反而不断加以打压，为国为民的忠臣不受重用不说，反遭打压，而损公肥私的奸佞之人却日益受到君王信任和重用，此消彼长，原本就力量微弱的法术之士就更加艰难了。见到这种情景，能无孤愤之情吗？
韩非子的《孤愤》一文在探讨法术之士与重人之间的矛盾的同时，着重讲述了重人对于国家的极大危害，也对君王信任近臣表达了忧虑，这些问题对于当时的秦王嬴政来说，也是迫在眉睫，亟待解决，因为国内吕不韦势力太甚，这也难怪秦王读罢此文，便把韩非子引为知己。
然而，纵览全文，在韩非子如刮骨钢刀般剖析奸佞的文字之中，却始终逃不开无力感，其控诉只是百般无奈之时所作的呻吟罢了。回到文题，孤愤在此刻得到了完美的诠释，田氏代齐犹在眼前，而重人之患却愈演愈烈，如何不愤？而法术忠直之道，吾谁与归？孤矣！
想必韩非子离韩至秦之时是带有遗憾也带有解脱的，对比韩国局势，秦国却展现出强国之态，与吞天之势。法术之士如李斯身居高位，贤明之君如嬴政治国有方。而正当韩非子在此大好环境中欲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落了个潦草死去的下场，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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