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南渡），总算凑零碎的上下课时间看完了，整本书文笔真心不错，但看完以后也确实是不舒服。作者价值偏向有些偏激，有些文字可以说是尖刻。所以，要想取其长，这本非故事非历史的书，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背景材料，每一章背后的注释还是挺有价值的。
一、有关这场“南渡”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口不得不开始的一次悲壮的撤退。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说，长沙临时大学就是国立西南大学的前身，因为战事迁至昆明。 历史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一大批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这里被赋予了想象、浪漫、情怀和自由等等优美的词汇，现代人多憧憬。但曾经的西南联大却是这些传奇背后唯一的支撑。这场“南渡”的岸口主要就在这里，主角就是还“沉迷”在蒋介石威信之下的大知识分子们。南渡的心情是彷徨，是落魄，是破碎之殇，是怀念，也是重生的期冀。
二、有关“林徽因”现象
最近的畅销书，林徽因传记，林徽因诗词以及林徽因与金岳霖、徐志摩等等故事性书籍充斥展架，包装精美，令人遐想。女子当如林徽因，想必是大多女孩的幻想吧。完美的家庭背景，完美的丈夫，就连爱慕自己的都是一些名流学者。团子不是冰心，没有翻醋，只是客观说明一些事实。仅仅因为“太太的客厅”这些资料来锁定“小资”，来定义“文化”，来定义“才女”，甚至有些人呼吁要回到民国时代，严重可以说得上是历史虚无主义，小言也可以算得上肤浅。不信，你可以去查民国二十六年或者前后十年的教育统计年鉴。有图表数据为证，“林徽因时代”教育的普及力度本来就很小，入学和毕业的女子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谓数量决定质量，其才华又有多夸张可言。事实上，真要比较的话，整个民国的教育水平甚至不能和你们印象里面腐朽落后的清王朝相比呢！
三、由此历史说历史
由此历史，就是关于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历史，我想说两个人物。
第一，宋哲元。
1931年1月，原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6月改为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冯玉祥旗下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字明轩）任军长，辖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三个师，驻防山西正太路一带。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借此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的宋哲元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在某种程度上，宋哲元算是军阀，割据几方，对于蒋介石也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强硬做派。在日本的阴谋主导下，宋哲元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法，使得蒋介石也能放下语气，说道“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这一番民族主义。当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时候，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连带着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
过去的历史家们总是希望将历史上的失败归结于一人，以此来总结所谓的历史经验，常常陷入大批判、大否定的无限循环之中。历史，应该尊重它的真相，尽管这个”真相“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又不再是真相，至少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尽力避求个人喜好与偏见。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是中流砥柱”这个论点相类似的问题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消极抗战”，蒋介石是否下过明确的指令？蒋介石的权威真的足以使任何地方将领全部遵守？最近刚出现的张学良口述，颠覆了史学界一贯关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的定论。这也只是一个资料来源。总是需要其他的佐证，旁证和反证才能去基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常常在想，个人或者小人物到底在历史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方向？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共同思考。
第二，张自忠。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硝烟遍布中国大地，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10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同时，“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一片咒骂。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呵斥，其道未得行施。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形势和情绪影响了许多人。胡适思想的转变就是一例。更有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在庐山会议上表示与日寇一战。
此时的张自忠也是一个主和派。1937年7月10日夜里，张自忠去见了日本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
平津沦陷后，以匹夫之勇在北平主持冀察事务的张自忠痛悔自己的过失和糊涂，不该独自留下，以极不恰当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日本人进行一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颇为错误的周旋。后在原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萧振瀛，以及李宗仁、何应钦、程潜、张治中、鹿钟麟、魏道明、郑毓秀等军政显要的轮番游说下，蒋介石终于被说动，在大敌当前、鏖战正酣的关键时刻，根据“使功不使过”的策略思想同意张回原部队，以三十八师师长原职兼代该师新升格的五十九军军长。
1938年1月，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被调归第五战区序列李宗仁指挥，旋赴临沂一带参加台、枣会战。从此，揭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不幸的是，张自忠在战场上以身殉职。一代名将就此献身国家。
历史总是有其特定的背景，不能简单地站在今天的角度用自己的立场去评判事件和人物。时移事异，我们的民族总是要学会用一种批判性思维，而非以乌合之势强压真理。
（这篇文章主观性有点强了，实在是有些生气，见谅！新学期，改掉拖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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