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从上周末到现在，在朋友圈刷屏的，除了山东辱母杀人案，还有就是这句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话。
为什么？
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案情始末吧：
2016年4月14日，女企业家苏银霞因为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在欠银行近千万的情况下，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并加上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欠款17万元。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以杜志浩等人组成的要债人是怎么讨债的？
他们辱骂，抽耳光，脱下儿子的鞋子捂母亲的嘴，指使手下拉屎，然后把苏银霞按进马桶里。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当着儿子的面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并将声音放到最大。最下作的是杜志浩竟然脱下裤子，一条腿站在沙发上，当着儿子于欢的面用下体蹭苏银霞的脸，并往她嘴里塞。
报警未果，这一切让儿子于欢濒临崩溃，情急之下拿起水果刀，最终造成一死三伤。2017年2月17日，于欢因此一审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决无期徒刑。
法院的解释是什么？
于欢虽然当时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了对方的侮辱，但是对方没有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害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舆论一时波涛汹涌。
什么叫做未使用工具？什么叫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作为儿子的于欢错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血性方刚的男儿，在此刻如果看着母亲受辱而无动于衷，才是真正泯灭人性，才会真正人神共愤！
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精神上的侮辱难道只是对苏银霞吗？不，它不仅侮辱了苏银霞，侮辱了她的儿子于欢，它还侮辱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心所向和伦理人情！
肉体的伤害很快会痊愈，但是精神上的侮辱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终其一生的耻辱，和要背负一生的沉重折磨。轻者会抑郁，重者会精神失常，甚至不堪忍受而自杀。
案件发生地
想到一个类似的故事。
2009年，在英国布拉德福德(Bradford)，一个名为（Zabhullah boota)的男人被控诉引诱性侵一个8岁的女孩，但是由于法律的程序和漏洞，最后他给无罪释放，受到的惩罚只是被判强制的社区服务。
这个8岁的女孩呢？她的母亲说，女儿从那以后，再也没能走出阴影，当她得知给她带来伤害的人竟然无罪被释放，整个人都崩溃了。
女孩从此无法专心学习，后来被退学。她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一个成年人，自己一辈子都无法结婚，而且她还担心那个人会再来找她，因为这名罪犯和她住在同一个城市。
6年过去，女孩的心理伤害不仅没有痊愈，反而越来越严重，她已经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
终于，在2015年，已经14岁的女孩在某天提着刀，找到了这个给她留下了无尽痛苦和耻辱的男人。她当着这个男人两个孩子的面，把刀狠狠扎进了他的胸膛。
女孩在杀人以后，平静地回到家对自己的阿姨说：“告诉妈妈，我爱她。”然后就去当地警局自首了。
这个罪恶的男人并没死，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捡回一条命。随即，女孩被逮捕，被指控谋杀未遂。
但是，受理此案的法官Jonathan Durham Hall QC却表示，他不会判处这个女孩重罪。法官说：“如果将你这样的一个受害人送进监狱，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法官理解这个14岁女孩的犯罪是因为8岁时受到的伤害引起的，他清楚并了解她曾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折磨、耻辱和煎熬。
法官没有判处她坐牢，只是要参加两年的青少年罪犯自新计划。并且还表示，如果有任何人强迫她去赔偿，他会替她讨钱。
法律已经背叛过女孩一次，法官不会让悲剧再次发生。
迟来的正义终于给女孩带来了公道。然而，身体的伤害可以痊愈，心理的伤害却是她一生都要承担的煎熬。
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侮辱不仅会毁掉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它会给一个家族造成几代的影响和折磨。
在于欢这件事上，我觉得我们国家实在是一个很矛盾的国家。本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情理社会，然而在法律面前，情理几无立身之地。对精神的侮辱和折磨虽然被写进了刑法，但在实际的量刑标准中，却仍旧是依据肉体伤害而不是精神伤害。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2015年发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暴力群殴同伴的事件。
当时的受害人刘怡然被扒光衣服、被用烟头烫伤乳头、被用打火机点燃头发。她们还剪掉她的头发逼她吃、强迫她趴在地上吃沙子，甚至还有人在旁边用手机拍下她的裸照和受虐照片。
美国检方是怎么判决的？
两名主犯被判处终身监禁，两人累计保释金高达600万美金，合到人民币3600万还要多，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留学生犯案保释金的最高纪录。
法律可以的冰冷的，也可以是不近人情的，然而，法律的精神却应该是有温度的。
“这些孩子粗暴残忍，既无法制观念，也毫无人性关怀。”这是美方的评论。更为可悲和丢人的是，被告的父母到美国后竟然贿赂受害人和证人，想“私了”用钱摆平。最后怎么样？——遭到逮捕。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剪掉头发逼着吃掉和用打火机烧头发连个轻伤都算不上。
如果受害人不告，国家不会主动追究，就是说除非侮辱导致被害人自杀身亡或精神失常，或者是侮辱特定对象。
特定对象，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就免考虑了。假如导致被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再去追究，那我想说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它在保护什么？它在保护谁？
还有一件发生在美国德州小镇Shiner的案子。
2012年6月9日，德州一个经营牧场的父亲，发现一个男人正光着下体，企图伤害女儿，女儿吓得不停哭叫。
这位23岁的父亲二话没说，一个飞步上前把男人拉开，赤手空拳对着他的头和脖子一顿猛击……
等再反应过来，这个混蛋已经没气了。当时因为急救车找不到这个偏僻的案发地，这个父亲要把罪犯自己送去医院。
男子不治身亡，父亲被拘留待审。
女儿明显地精神受挫，但是身体看上去没受伤害。
美国人效率非常高。案子发生10天后，陪审团一致决定：女孩父亲无罪，因为如果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会这样做。
当地的一位老人说：“这是好事，他们应该给那个父亲颁奖章，因为他保护了他的家人。”
再回到我们国家的辱母杀人案。
为什么这个案件一经报道，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舆论？这么大的关注背后，我们内心恐惧的，应该是什么？
我们所恐惧的，是对法律保护普通公民的失望，是法律对精神伤害和侮辱的漠视，是法律的永远延迟和对暴行的无能为力。
于欢是不幸的，因为保护母亲不继续受到更大的侮辱，他杀了人，被判了无期徒刑；然而，于欢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案件被媒体报道，引起舆论波涛汹涌地关注。
可是，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更加可悲：假如于欢的事件不被报道呢？我们的法制国家展现它的人文关怀和情感伦理，难道只能靠舆论去推动吗？如果还有类似于欢事件发生的话，难道每一次都能受到如此大的社会关注吗？
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话：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今天，我想说：盗亦有道，催债人使用如此下作的手段要债，该杀！而于欢，现在获得全国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引起最高检的高度重视，我希望最后的结果，能够不会再让舆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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