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浪游
上午十点，开往西宁的大巴从汽车站驶出。
9月8天的月假，教师节一天的假期，加上国庆节、中秋节7天假期，这样一来，九月底的月假共计16天。我安排四天休整，参加月会，剩下的12天，计划着乘火车去新疆、内蒙古、山西、宁夏粗略地游玩一遍，最重要的是，希望加盖以上四省的邮戳。
囊谦算不上是青藏线上有名气的旅游目的地，它只是自驾游爱好者从玉树至西藏昌都行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补给站，加水、加油、沐浴、吃顿热腾腾的饭菜，然后继续赶路。
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了增强对边疆的控制，大量移民汉族至新疆、西藏等地，而最近，很多汉人因为商业利润或者旅游而进入藏地。
最近的发现表明，似乎这种族群融合在高原的早期社会就发生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徐叔华研究小组发表的论文《青藏高原人群的祖先起源和遗传学历史》中，通过分析33位藏族人和5位夏尔巴人的基因组，发现青藏高原人群是高度遗传混合的族群。与猜测大致吻合的是，东亚人群普遍比其他人群与青藏高原人群在遗传上更为接近；与藏族和夏尔巴人遗传上最近缘的族群是土族、彝族和纳西族。看来，早期进入青藏高原的人类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
然而，古代迁入的动力究竟为何？我猜，早期的移民既不是为了寻找更高产的土地、更宜居的环境，而是为了躲避战乱或者压迫。
第二天就是中秋节，大巴上还有六、七个空余的座位。藏族不太重视中秋节，乘客多为汉族。邻座的是一位祖籍甘肃定西近而立之年的汉族女子。从西宁至兰州这段湟水水系，地名有仪礼之风：共和、平安、同仁、互助、合作、民和、贵德。以前，她的父母为生计，带着九岁的她定居西宁，过了这些年，口音中仍带有定西方言的痕迹。她常对别人说自己是定西人，而非西宁人。她告诉西宁出生的弟弟：“你是定西人，记住没？”后来她远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师范学院学习，与众多少数族裔一起求学。
她喜欢昌吉市面上出现的众多食物，建议我去新疆尝一尝馕和大盘鸡。我心想，馕，说白了，就是烤面饼而已，真的有那么美味吗？直到两天后走出吐鲁番火车站，来到站前一位维族青年摊前购买了一块馕，才尝出沾满白色芝麻和甜奶油的面饼饱含的焦香爽脆，终于能理解为何当地居民出门乘车总要买上好几块途中充饥。她曾经在昌吉一家类似于“农家乐”的餐馆打零工。新疆大盘鸡是店家的招牌菜之一。食客可以在鸡圈里挑选自己中意的“盘中餐”，厨师将之捉出，割喉、去羽、洗净、烹饪。她问腰肥臂圆的厨子，“那么多顾客一起点菜，你如何区别每一份大盘鸡所对应的主人呢？”厨子笑笑，“只要将公鸡母鸡区别开来就行。”原来公鸡肉质较母鸡肉质更好，所以价格也略贵。“做大盘鸡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很考验功力。一天，做大盘鸡的大厨有事请假回家一天，他的小徒弟替他。同样的制作过程，投入的调料也一样，可是他做的就不如那位大厨好吃，真奇怪！”不久，我在喀什的维族餐厅尝了一道大盘鸡。果然，用料较汉族地区的更繁复。
此次，她来囊谦，是作为新教师去毛庄学校报到。报到结束第二天，恰好遇上这难得的长月假，正好可以回家收拾行李。玉树州各乡村学校因为位置偏远、条件艰苦，除开留给本州的名额，还留出几个面向全省的教师编制，她很容易考取。
我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几件大学时期的生活片段。毕竟在一个少数族裔集中的校园，应该不乏趣事。可是她没有向我吐露一星半点，也许在她看来大学生活里没有什么新鲜事。聊着聊到肉夹馍，我开玩笑说中国的肉夹馍就是国外的汉堡包。如同许多眷恋家乡的游子，她认为走出甘肃就没有可口的肉夹馍。
前座的两位汉族乘客听到我们的对话，开始对我们这个公益项目产生好奇，详细打听后还不忘对我来句鼓励：“你能在毕业后来这里锻炼一年，在经历上就比其他（青年）要丰富一些，对人生也就更有能耐。”对于他们的鼓励，心中自然感激。但是“经历”这种事，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能够在工作中、生活中处理好几件充满挑战的任务，就能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也是一种财富，并非只有在艰苦物质环境下工作才是一种难能可贵。
因为还有空余座位，遇到路人招手。司机即刻停车，也许他可以从中赚取一定外快。夜色来临，个别乘客因晕车而呕吐的动静在稀疏而轻微的聊天声中分外清晰。为了给乘客解闷，车载电视播放着多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间停顿后，又插播电影《春娇与志明》。乘此车往返两三次的乘客都知道，播放的节目许久都没更新了。车厢里只有疲惫的沉默，没有窃窃的观影谈论。当大巴行驶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时，寒气渗进裤管，一丝银钩突然从猎户座下方的山头升起，照亮了我的车窗。高原的月夜透彻清寒，车窗玻璃内凝结的水滴开始成股流下，浸湿了窗帘。
凌晨一时许，车已行驶至西宁火车站附近。司机告诉我们：“到火车站那边小偷就多了，我们就在前面停下，这是为你们好。”于是就近停车，留下在寂静夜中惶惑的我们。我只能就近找了间简陋的旅社休息。此时，蛋黄的路灯透着高原早到的冬日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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