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老丈人去大桥办点事，回来。过红旗闸，刚下江堤就听到手机有视频的报警声，没接。一旁的老丈人提醒我，有电话。瞄一眼是“坦然”拔过来的语音通话。接通，一个豪爽的声音就在耳边炸啊：“你可晓得我是哪个？”说完，便是一阵哈哈的笑声。我当然知道，不用听声音也知道，你是老领导，老书记，也是我的老长辈。我说完，他的笑声才止住，真怀疑他没听到我在说什么。不过我很快又补了一句，什么风刮的，给我打电话来了？
“是这样一回事。”我仿佛在听他在大会上作报告：“昨天，镇文化站汪江川站长来我家，他是受以前下放在村里的一个知青的委托，来寻找你，要加你微信。我是早上才加这个知青的，所以和你说一下，微信这个玩意儿我还不怎么熟练。”我问他，那个知青怎么知道我，加我干嘛？老书记说，她看过你许多文章，名人呗。说得我脸烫起来。
知青，小时候我们叫下放学生。有关知青的记忆我确实是迷迷糊糊的，最早的印象是儿时初夏去大队桑园场偷摘桑椹，从他们集体宿舍后墙走过，青砖青瓦的房子，不高，一大溜像学校的教室。再往东边走几十米，便是被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围住的大队屋。大队屋的北面是桑园场的食堂，还有供销社的代销店。老书记是退伍军人，那时他和另一名退伍的人都是代销店的营业员。我叔叔是桑园场养蚕的技术员，大队屋里有他的一个房间。我初中还没毕业时，父亲任桑园场场长后，我去过几次，不过那时知青已经返城了。
其实知青每个生产队都有，下放到程家墩的知青姓陈，我是在年前见到的，他到队里是来领队长为他准备好的一蛇皮袋花生。大部分知青白天下去干活，晚上回宿舍休息。和知青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繁荣队的小寿子，负责给他们做饭。
我读三年级时，班主任谢丰洲也是一个知青，二十来岁，喜欢穿一身运动服，长得结实帅气。我们是从他一口的普通话里知道的。除了语算外，每个礼拜有堂劳动课，他就带我们去学校西边的桦树林里。那里有块小空地，铺满了细白的沙子。我们在上面练跳远，练跳高，并美名曰体育课，桦树林里游荡着我们的欢笑声。放学回家，父母见我身子沾满了细沙，责备我是不是和人打架回来。
记忆最深的是另一个女知青老师陈志毅。在上世纪的一九七七年，因为恢复高考，我在五年级便多读了半年书。在正式考初中的前一年，社会发生了我们这一辈人永远不会忘记的许多大事，包括唐山大地震，几位伟人去世，还有几人被抓。那年我的语文老师是林志学，一个影响到我现在仍不忘码字的人；算术老师是吴双喜，一个严厉而又热心肠的人。就在那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陈老师从各个班级抽一些学生组成文艺队，我也被有幸抽中。
只有一个学期就要考试。学校便有了早读课，还有晚自休，算是加班加点，同学们戏称“老鼠尾上一蛮锤”。利用早晨，我们文艺队要练走花步，学唱歌，练舞蹈，目的是为七七年的六一节献节目。至今我仍记得其中还有一个大合唱节目，《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啊实在美
交城的大山里有咱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咱华政委……
我被陈老师选为合唱指挥，就是打拍子。表演前，我不好意思告知父母，怕他们前来观看，那样会心慌。表演时，我背对观众，面朝合唱队，挥舞着一双小手，引领着歌声随着节拍起起落落。
在几年的小学时光里，我觉得知青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和心灵上的感受，像春天的风，给了我们新鲜的空气；像夏天的雨，浇灌着我们干涸的心灵。
至于其他的知青，我就没有一点印迹了。
现在想想，那位要加我微信的知青，一定是想从我的“文章”中寻觅一丝一缕曾经熟悉的影子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那段经历，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自己。广阔天地里不仅仅有快乐，可能还有痛苦，悔恨，当然更有精神上的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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