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说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准确的来讲，事物应一分为三才更科学，也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真理。
第一，事物一分为二的认识，是比较初步的感性认识的提炼。《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确实，我们许多事物，简单的二分法基本可以概述。如人分男女，动物分雌雄，天分阴阳，色分黑白，电分正负极，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较为初步的认识，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正确的。
第二，事物应一分为三，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一分为二之所以有缺陷，因为还有不少情形不能概括。比如“三才天地人”。天与地之间，还有人；黑白之间，还有灰色；雌雄之间，还有雌雄同体；与门非门之间，还有或门，等等。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除了较为普遍的二分法之外，常常还存在第三种情形。比如：战争与和平之间，也不是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概括的，因为其中还有总体战争局部和平、总体和平局部战争的情形。教员在关于世界划分时，就把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事物有大有小，还有中；左右前后之间，也还有中；中庸里除了事物的两个极端外，还注意把握中；富人和穷人之间还有中产阶阶级等，可以说事物一分为三，更能接近古人所说的“以类万物之情”的目的。
又如教员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在认识和实践上，还加了个“变化”的因素。教员指出：认识不仅是“解释世界”，也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认识还是发现和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实践也不是为了“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不仅在于认清历史大势而顺应时势，而更在于创造时势和扭转时势，也就是不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既成的理论去改造世界，而在于变化着的世界逼迫我们去改造理论，创造历史，以形成新的理论。唯物辩证法中，除了强调“对立”的双方以外，还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关系。
教员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但是，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同样，矛与盾除了矛盾的两方面以外，还有矛与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互相转化。
第三，事物一分为三，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规律。如，在古希腊的矛盾观中，矛盾的双方是对等的、是均衡的，正如有正就有负，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但教员的《矛盾论》超越西方矛盾学说的根本之处，就在于教员认为，矛盾还有不对等、不均衡的，对立着的事物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变化的角度说，往往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变化的主动地位，而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主动地位。用教员的话来说就是“大是小变来的，强是弱变来的”，以小搏大、以弱胜强，这就是变化最为动人的地方。从而也超越了西方观念中的“非黑即白”、“你输我赢”等简单认识事物的二元对立学说。而西方的二元对立学说，只能说明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也是造成世界混乱的根源，这个道理，金灿荣、张维为、范勇鹏早已说过多遍了。我想，如果公知们懂得一分为三的道理，恐怕就会聪明一点的。同样，金一南批评的西方诸多“陷阱”理论的要命之处就在于，西方学者只会总结现象，从而把对现象的描述当作事物的规律，更当着教条而到处生搬硬套的乱用。
学习数学我们就可以知道：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三点才能决定一个平面或者一个曲面。我们中国的“中庸之道”，实践上也是三点论的一个表现，“执其两端而用乎其中”，本身就包含着三点论的内容。
由此可知，事物应一分为三，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从事物的联系中寻找规律，也有利于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不同哲学体系，有不同体相用，弄清三者特性以及三者之间关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体相用圆融于一体，体就是真如本体，相就是各种显相，用就是随缘起各种妙用，体、相、用、是三而一，即一即三。
体—相—用
如—是—我
如—来—佛
灵—身—心
空—色—中
无—有—中
空观—假观—中观
法身—化身—报身
信息—物质—能量
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
无极—宇宙万物—太极
混沌—宇宙万物—盘古
圣父—圣子—圣灵
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灵宝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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