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曾国藩被困祁门,尽管团队有些离心,但是,在曾家兄弟的坚持下,安庆还是破了,那么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军也就指日可待了,这确实是振奋人心的消息。遗憾的时,咸丰皇帝没有听到这个喜讯就去世了,慈禧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波政治动荡没有动摇曾国藩的地位,反而得到了重用。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又攻克安庆,东南半壁江山都得靠他了。其麾下众人也多被朝廷重用,,慈禧一上台,就放手信任汉族官员,李续宜、彭玉霖、沈葆桢等都授巡抚实职,其中左宗棠,李鸿章也被重用,左宗棠正式走向了他的仕宦生涯,李鸿章更是成为晚晴朝廷的中流砥柱。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由署理两江总督,变成了两江总督(就是由代理总督转正了),兼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此种荣耀,对于从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真的算功成名就了。
在这样大好局面之下,拿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就是顺利的事了呢?
曾国藩的亲密战友胡林翼还没看到安庆被攻克,就去世了。他从湘军创办之初,就支持曾国藩,甚至数次拯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他无异于曾国藩的左膀右臂,失去胡林翼,就像当年失去爱将江忠源。
剿灭太平军,这种天大功劳谁都想得,湘军内部的矛盾在这种功劳的诱惑下日渐突出,胡林翼的去世,让这些矛盾没有的转圜的地方,特别是最信任胡林翼的多隆阿部,更是公然反对曾国藩的安排。
攻克天京,曾国藩兵分四路——鲍超、多隆阿、曾国荃、李续宜,采取围城打援的老办法,等大家在天京会齐之后,共取天京。结果,曾国荃贪功心切,不听哥哥意见,以最快速度,最先跑到天京城外的雨花台驻扎。李续宜和鲍超速度稍慢,多隆阿却故意迟缓。
此时,重重担忧袭上心头,一是团队成员不团结,二是四川还有闹事起义的军,官文把多隆阿派去剿灭,这也间接分解了攻取天京的力量,三是弟弟曾国荃不顾劝阻,执意驻扎在雨花台,成了一只孤军。
攻克天京,究竟是谁应该夺下这个功劳,清廷有没有考量?曾国藩不得不思考。
当初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大营的目的,而两大营的军事力量都是朝廷的正规军,此举目的不言自明。
现在多隆阿明目张胆的拒绝给曾国藩兄弟做嫁衣了,现在多隆阿走了,曾国藩该如何解释呢?他日夜忧心,苦无良策。
祸不单行,福不双致,同年秋天,长江沿岸各军传染病流行,包括湘军中的高级将领——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等都染患了,湘军笼罩着一片阴郁之气。
曾国藩正因为朝廷态度不明确,借此机会试探,慈禧安慰,说瘟疫不是他之过,让他好好带兵。此时,因为“逼”走多隆阿的政治危机得以化解。
再说曾国荃孤军入驻雨花台,确实走了一招险棋。
天京城外,雨花台处,曾国荃的日子不好过。瘟疫流行,太平军疯狂反扑,此时那个为报哥哥曾国华之仇而投军的弟弟曾贞幹也病死军中。曾国藩万分悲痛,他要强打精神,因为雨花台的驻军,不仅关乎弟弟曾国荃的生命,湘军的命运,更是家运和国运。
曾国荃作为将领的杀伐决断之气胜过曾国藩,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远甚于曾国藩。他就像红了眼的赌徒,有点不理智了。军事斗争,政治劝降等手段不断使用,战事焦灼而僵持。
除了这些问题让曾国藩焦心之外,特别是湘军兵饷缺乏,再加上自己的私心,又分配不公,严重影响湘军纪律和气势。由于战争,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湘军也出现抢掠之事,湘军也天怨人怒了,天京久攻不下,湘军可就危险了。
曾国藩是理智的,虽然慈禧让他继续带兵,但并不代表攻陷天京的功劳让他兄弟二人独占,所以曾国藩到处找援军,一为分功,二为解除弟弟孤军深入的危险,三也为分摊攻不下天京的责任。
在最关键时候,多方博弈尽显无疑。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表现不积极,而沈葆桢却克扣了支援雨花台的军饷。大家都想分一点攻下天京的功劳。
天京攻坚战,曾国藩内忧外患,此时围困天京已经有两年多了,耗时耗材却还没有拿下天京,到处都是对曾家兄弟的质疑和群愤。而此时的曾国藩,多年劳心劳力,身心憔悴,几斤崩溃边缘。曾国荃仍然孤注一掷到底,他不想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曾国藩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派来了洋枪队,曾国藩又不想李鸿章抢得夺天京首功,指示曾国荃命洋枪队打外围,洋枪队首领不干,公然闹腾,搞得李鸿章下不来台,这次增援以闹剧收场。
天京一日不破,朝廷一日不安,北方捻军又起,慈禧太后慌了,这次是朝廷下旨命李鸿章援攻天京。曾国藩欲就还推,曾国荃执拗到底,李鸿章欲拒还迎,在他们两个一来二去的商洽中,在李鸿章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天京时,曾国荃攻破了天京城......
一方面是执着的弟弟,一方面是严峻的战事;一方面是社稷安危,一方面是亲人家庭的利益.......这些让曾国藩左右为难。
2021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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