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随即开始。
但我却不知道。
即将经历的事，是那么平凡，却又让我记忆深刻。
对于坐惯了硬座的人来说，72小时嘛，完全是小儿科，也就是弹指一瞬间罢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还处于兴奋之中，完全不会想到，即将面临的各种难受和不堪。
车厢里开了暖气，很热，真的很热，随着火车的运动，越来越热，热得让人心烦意乱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不断扣脖子，实在太扎了。
那天，我穿的是一身新衣服，虽然都是地摊货，但因为是新的，我格外得意。
幸好没有同学，不然又要议论一番，讲一番大道理了。
我里面穿的是白色高领毛衣。毛衣是母亲刚打的，邮寄回来的，足足等了半个月，那时候的邮政速度就是这样。
母亲很喜欢给我打高领毛衣，从手持各种粗细的毛衣签子，到后来的编织机，我的毛衣不计其数，因为她总是认为，我的脖子太长了，穿高领毛衣才能御寒，不会冻到脖子。
但我想的是，母亲是不是认为，在寒冷的西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脖子冻僵了，会造成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到时候就惨了，这个帅儿子，可不能这样，要一直帅下去。
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还有一件红毛衣，十分鲜艳的红色，胸口是一个卡通城堡，这个造型是妈妈照着毛衣编织的书，用家里那台花了六千多元买来的编织机打的。家里关于毛衣编织的书，也是在买了编织机后，越来越多。
说起这编织机，是母亲看了《北京人在纽约》后买的。这部电视剧教会了母亲两件事，一件是织毛衣可以挣钱，另一件就是还舍得吃苦。
于是，母亲准备大刀阔斧，开展副业，奋斗一番。这是属于她们那个时代的精神，可歌可泣，而且可贵，是我们怎么也学不来的。
编织机买来以后，光组装这件事，就把父亲折腾个够呛。
不记得花了多久，用了多少工具，父亲终于完工。
母亲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
我们家似乎真的打开门做生意了。
白天来家里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家里随时都是一番喜气洋洋的景象。
到了夜晚，母亲坐在编织机前，一点点开始勾线，然后调整钩针的位置。
机器打毛衣和手打完全不一样。机器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钩针，手打使用的直针。
勾完线，母亲开始拉动机器上的滑动手柄，屋子里就会传来，刷刷刷的声响，那是唱响日子欣欣向荣，越来越好的声音。
只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副业就偃旗息鼓了，以后的日子就变成专门给我织毛衣的工具了，再后来，机器就彻底被遗弃了。
我正是穿着那件红毛衣，被田归农喊到教室外面的墙根处，一顿威胁。
所以让我对毛衣这件事，记忆犹新的，竟然是田归农。
可一想起田归农这个名字，却变得如此遥远，熟悉却又陌生，就和我们的生命一样，面对那么多匆匆过客，仿如云烟飘散，见不到了，偶尔想起来的时候，都是一些残破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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