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行医包

作者: 东方拂晓_77d0 | 来源:发表于2020-07-19 14:20 被阅读0次

    父亲生于一九二四年秋,从其八字和人生的轨迹来看,确实是父辈三兄弟中命途最为艰辛的一个。父亲早年娶本村龙孔屯的玉家姑娘为妻,刚娶过门,公婆尚未喝过二儿媳的一杯热茶,儿媳就归西了。而后不久,又娶那乐屯的李氏女为续弦,也就是我的母亲。父母一共生了五个小孩,最后只剩下年龄最小的我,其他都夭折了,父亲学医的原因看来也是在此。要知道,解放初期直到八十年代,国家的医药卫生事业是不象今天这样发达的,所以好多人就因此白白葬送了生命。父亲亲睹过自己四个小孩都因缺医少药的问题而早夭。为了后代,为了家庭,于是他就跟民间名医学习了一些实用草医。

    父亲是一个古道热肠之人,学得了一些草药知识之后。每逢乡里乡亲有求,他必应,并且大多都是免费诊疗。并不想索取多少报酬。但大多数人在治愈后,多少也送他一双布鞋,两三升米,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来作为慰劳。在那年代要行医,也不是容易的,因为是吃大锅饭年代,社员一定要每天参加生产劳动,如果缺勤,那是挨批的。所以父亲也不敢去到较远地方,如果必要去,那一定连夜赶回,往往把人搞得精疲力尽,母亲每当见到此情此景,就劝他说:“不要搞了,又不得多少,何必这么卖命?”父亲严肃地说:“我不是贪图人家的什么东西,只是难为情,都是一个公社大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见病不医,见死不救,我做不到”。母亲知道他是头倔牛,也就由他了。

    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刚才说了,父亲医好了人,大部分好心人,还是送一些东西作回报,但也有好些人,屙屎回锅,甚至恩将仇报,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外村的,患了急性胆囊炎症,连夜派人来找父亲,当时母亲说:“明天公社开大会,是不能缺席的,现在去到你那里,天都亮了,怎么赶回参加开会?”父亲见来人想要哭的样子,对母亲说:“顾不了这么多了,等天亮你去李队长那里,就说我去急救一个病人,回来后,他没话就好,要有什么的话,我自己扛着。”父亲话声刚落就提着他的挂包走了,父亲走后,等到天亮,母亲就到队长家说明情况,那队长也是比较通情达理之人,爽快地说道:“去就去吧,救人也革命工作。但你不要说出去,等下我跟指导员说,他昨夜连夜抽水抗旱,刚回来休息就得了。”母亲听到队长这样说,才放下心来。那夜父亲赶到那病人家里时天已大亮了,父亲喝了一口水后,马上珍断病人,知道是急性胆囊炎,父亲微笑着说:“这病刚发一两天不要紧,吃了我开的这几付药后就好了。”于是父亲在病人家人陪同下到附近山上采了原生草药回来,并亲自处理。接下来又交代如何蒸煮,如何服用的事宜后,吃了碗粥,就匆匆赶回了。父亲赶回到家时,已经是中午两点多了,但去开会的人还没回来。

    因为父亲一在忙,一个多月了,也没有时间去过问一下那病人病情。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跟父母去赶集时,父亲见到那病人妻子,问那病人的情况时,那女人说:“是好了,但不是医好,是请道公来作法好的。”我父母听了,父亲微笑着说:“好了就好。”于是我们也就走开了,回到家后,母亲嘟囔道:“说鬼话,怕还恩。”父亲劝母亲道:“别嘟囔了,我都懂,象他家,连碗筷都不够用,穷得如此,哪有什么钱作道法?再说,现在又不给搞迷信,她到哪里请得来道公?分明就是你说的那句,怕还恩。但我们懂得就得了,何必如此过不去?”父亲这一通话后,母亲沉默了。

    还有另外一件,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了,那年正月初二,我才得七岁多,那天早上,我家吃过年初二早饭,母亲想带我去姥姥家,都把东西准备好了,要出门了,却有一个自百色县龙和村到我家来,叫我父亲无论如何也要赶去看他母亲的病,当时我母亲说:“这大过年的,怎么出去行医?”“哎呀,救命要紧,”父亲说:“病情哪有年不年的?”于是他马上就提起药包跟着来人走了,父亲赶了二十多公里路才到龙和病人家里,可那病人已经弥留了,父亲也知道,看来救不了,但心里还是很强烈希望病人能活过来,于是用针扎下了病人的人中穴。但过了好久,也不见病人复活的征象。于是祸难来了,病人家属当即说我父亲把病人医死了。然后就捆绑了我父亲,把我父亲推出家门,拴绑在家门前的秕杷树下。当时正值腊末春初,我父亲就这样一天一夜在这冰冷的龙和天地里,承受着这冤曲和痛苦。第二天,百色县法医去鉴定了,法医鉴定后,责备病人家属说:“你们真够无礼了,这草药医生扎的穴位是对的,这是救生穴,这个扎法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他救人心切,他在还有万分之一希望的判断下扎下去,是人道,但至于病人能不能活过来那是病人的造化。你们在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胡乱绑人,是要犯法的。这样下去,以后民间还有谁敢为人民服务?”听到法医这话语后,那村里的人慌忙给我父亲松了绑。但在那里,还有一些人为了挽回面子和掩盖错误,还说了这样的话:“早知这样,就不叫他来了。”你看,这是什么话?

    自这事件以后,父亲好象也领略了些什么,哪怕后来别人怎么求他也只好说:“老了,走不动了。”其实,他那时才五十岁左右。就这样父亲的行医包就挂在房间的柱子上一年多,他也再不动过。而外面的人,知道他挨那么一回事,也没有对他说长道短,只听道有好多人说我父亲不行医了真可惜。

    直到有一天经力村有一个小孩爬树摔下来挨大腿骨折,他父亲直背他到我家来,央求我父亲说:“老哥,小孩挨摔伤了,没办法,我把他背来给您看,麻烦您了,我知道您内心苦,为那事儿,我们都能理解,万望帮我治好他。”我父亲说:“上医院吧”那孩子父亲听了,简直要哭了。“上医院”那小孩父亲说,“这事我们并不是不想到,只是对于骨折方面,医院医法不如民间好,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钱去呀。”父亲见到他很为难的样子,只好说“那就留下来吧,我只尽力,不能怪我,你一定先写一张保证书,不然我是不会医的。”那孩子父亲听到同意医治但要写保证书,于是转悲为喜,慌忙去找别人替他写保证书去了。那时那孩子在我家住疗了几天后,情况好转了,于是他父亲接他回去继续敷药,不出一个月,小孩全好了。为了感恩,那小孩父亲扛了大概五十斤重的猪来送给我父亲。我父亲说不要了,但他坚决不肯,父亲只好作罢了。这件事传出去后,好多人,为了治病都自动来到我家寻药找医,我父亲是软心肠之人,也不好再推辞,但他再也不提挂包出门了。

    改革开放后,好多人劝父亲在圩上设立门店,父亲苦笑着说:“你们以为医学知识,就刚有象我知道的这么一点?笑死人,我不去的。”

    父亲是九二年腊月去世的,他走后,只留下他的行医包和几付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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