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第十二》22：吹尽黄沙始到金

《论语·颜渊第十二》22：吹尽黄沙始到金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由此可见，樊迟与孔子之间，认知背景和理想追求，都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对这个学生爱答不理的。老先生倒未必是轻视樊迟所问，更不是轻视农事，只是注意力不在一个频道上而已。

也正是因为如此，抱定决心师从孔子的樊迟放下自己的个人偏好，三次向孔子讨问“仁”，要知道，这可是孔子的长项。樊迟问仁，一则是人云亦云，二则是讨好老师，努力和老师调到一个频道的意思。

第一次问仁，孔子依然是爱答不理。答曰：“爱人。”，后人附庸，因此有了“仁者爱人”的结论。客观来讲，孔子讲“爱人”时，显然是有背景的，是针对樊迟的具体状况的。超出了这个背景，超出了樊迟的具体状况，但讲“仁者爱人”是没有具体意义的。正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般，爱人者未必都是仁者。仁者的爱是有原则的，不辨是非地去“博爱”，必然会颠倒善恶，必然会困难重重，无所适从。同样的道理，此时樊迟问知，孔子的回答“知人”也是有背景和具体应用场景的。

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教他爱人，是教他跳出自己的背景局限，关注他人，通过爱人“与其进也”，爱人的方向是对的。孔子由这个看似潦草的回答，将本意是附庸的樊迟引入了求仁的大道。

后来，樊迟之所以第二次问仁，是他勉力实践老师所讲的“爱人”却又行不通之处，可见，孔子让樊迟驾车，就是让他重视实践，随时长进，随时提问。

樊迟第二次问仁，孔子讲：“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这是安慰、激励他，不要畏惧困难，仁者总是困而后得的。此时，樊迟已经从轻易开口者，变成有所思考者了。孔子的第二次回答，与其说是在说“求仁”，不如说是在安慰这位心求通，而急于开悟的学生。

樊迟是个实践派，久行而不通，自然会有第三次问仁，孔子这才告诉他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法：“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即便是吹尽黄沙，孔子所讲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不过有了些积极向上的主心骨，有了些君子的定性而已，压根看不到熠熠闪亮的黄金气象。

今人看孔子，总希望从他身上找到中华文化的根脉，总希望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现实解药。这一点奢望，和樊迟差不多，真的是有些难为他老人家了。正像两千多年前，他老人家对礼崩乐坏、呈现颓势的春秋没有办法一般，对于当下人的当下问题，他又会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呢？

对今日之中国问题的具体办法，必须由今日之中国人来寻求。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孔子，通过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给出的视角，给我们解决当下问题一个不可少的坐标参照而已。

对孔子的神圣化，或者对国学的神圣化，非但对当下问题的解决是毫无裨益的，对于孔子和国学本身也是毫无裨益的。与其如此，不如假定孔子就坐在当下，尝试从他的视角去看现在的问题，或许，还能对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有所启发。

孔子为樊迟开释“仁”时，讲得并不是“仁”的根本，而是站在樊迟的角度上，在仁的方向上，所能做出的可能的实践。孔子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彻头彻尾地看到世界的尽头的话，不妨专心于眼前的光明，眼前共识的善，眼前能够理解到的对的人，在不断的专注于眼前光明，眼前有共识的善，眼前那个对的人的过程，其他错误的、不善的，我们暂时还无法解决的都会逐渐弱化、消解，最终被解决掉。那些原本是错误的、不善的力量，也会受到正确的、善的力量的影响，助力我们向前，看到更深远一层的光明。

站在当下，心向光明，但凡有一丝一毫可以践行的，内心里认定是正确的事情，就不遗余力的去实践它。这或许才是孔子所能给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力量。

子夏作为文科先进弟子，认识到孔子所言的精妙，联想到尧舜禹汤时的历史，通过舜启用皋陶，汤启用伊尹，从而迎来天下昌明局面的史实，来向樊迟解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仁”哪里是一种具体的标准，而是人心特有的一个方向。一个能调和自己与他人关系，使之恰到好处、和谐自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