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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杜甫痛哭的样子，我也心痛。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小官，想回到陕西家里看看家人，却不期然听到家中妻子痛哭，磕磕绊绊进门一看，自己瘦弱的小儿子静静地躺在那里，饿死了。杜甫宛如心头剜肉，痛不自胜，写诗道：
“……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
然而，他也只能一边流泪一边写诗了。除此之外，对于如何改善家里老小的生活，他并无实际的办法。
一千多年后，在上海，现代诗坛著名诗人朱湘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穷困，没有奶吃，哭了七天后，也活活饿死。朱湘曾在《摇篮歌》里写：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它移的多慢，
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宝宝，
蜜蜂飞的真轻。”
这么一个清纯童趣、温暖如春的诗意世界，它只在爸爸朱湘的脑海里，但他儿子却从来没有进去玩过……
杜甫、朱湘都是诗人，而且才高八斗，其诗在文学成就上，都能前承古人、后创新格，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忧国忧民，感怀时艰，然而都怀才不遇，一生穷困，潦倒不堪，为吃一口饭而颠沛流离，风雨奔波。
他们俩，一个困于路上，颠簸十日都没好好吃东西，耒阳县令闻听后给他送了不少牛肉好酒，杜甫大饿之际，敞开肚皮，暴饮暴食，最后撑死；一个问人借来一点钱，买了一张船票，在船开出之后，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吟诵完毕，投江自尽，留下孤儿寡母于穷困中苦苦挣扎。
这两人，死亡原因同样：落魄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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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一代文宿，何以如此落魄？原因有三。
第一，他们虽都有才，却皆以自己的标准和尺度来裁量外人与社会，凡有不合之处，必有苛责，事情永远是外人的错，社会的错。
如此行事，那就只能让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伸展的空间越来越窄。
杜甫有个世交叫严武，此人任成都尹，文韬武略，一代帅才。严武对杜甫一向照拂有加，杜甫草堂就是严武帮忙建的。杜甫的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就是经他举荐而当上的。然而，他对严武做的一些事情看不惯，写诗讥讽，更兼醉后无礼，惹翻严武，严武竟要杀他，幸亏严母挽救，方才拦下。严武死后，杜甫才更加认识到了严武的好，写下《哭严仆射归榇》以哀悼。这种滋味，难以言说，恰如唐朝钱起所写“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严武死后，杜甫更是连个可以投奔的朋友都没有了，愈加潦倒。
而朱湘呢？留学归国后，被推荐到安徽大学任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这在当时，也是非常不错的薪水了，也算被重用了。然而，他却仅仅因为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愤然离去，并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子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朱湘所说，确是现实。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一个污浊的环境里，人大概应该先求生存，再图徐徐改造。如此决然，留给自己和家庭的，是此后不断的贫穷与灾难！
无论自己能不能改变，凡是拂了自己意的事情，一律不合作，一律彻底决裂。这样的态度，究竟能在什么样的理想国里才能生存呢？
第二，过于倚重文学情怀，以文学情怀为人处世，使得他们在现实谋生中，屡屡碰壁。
文学里面有思想，有意境，有情怀。然而这些，都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端需求，而高端需求满足的前提，是先满足自己的基本存活需求。他们一心扑到文学殿堂中，这本身没错，但问题是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现实生计的重要性。
在他们一生中，他们在诗歌里情怀满满，意气风发，或者为人发声，讽时喻世；但到了现实中，他们往往被动应付，左支右绌，甚至东奔西走，颠沛流离，陷于如果没有朋友愿意照顾、借钱，便难免困顿无着的尴尬境地。这对于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很多诗人来说，往往是一件很不妙的事情。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讲大风破茅屋，顽童抢茅草，屋中冰冷，床头漏雨，却无可奈何。那怎么解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句千古名句，写出他由自己的茅屋之破而想到天下人受苦，从而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幻想中，大房子高高耸起，大庇天下寒士。然而，无论对人对己，这种情怀都无法让人存活。
他的很多诗作，感怀深沉，无论在文学还是史料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一个诗人的生活底色，是不应该这样颠沛流离，失魂落魄的。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家里孩子都会饿死，如果自己都吃不饱，那么首要任务，是应该努力先让自己家庭的悲惨生活好转起来。
杜甫身如浮萍之时，确实很多时候不由自主，但其自己性格底色中不务实的一面，却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一个诗人如果情怀为主，不会迂回，拒不务实，那么在生活中得到的，往往是碎了一地的情怀。想象有益于作品，却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
再看朱湘的诗歌，意境纯美自然，独树一帜。都说言为心声，朱湘诗歌里的不少意象，或秀丽清雅，或如梦如幻，显示了他心中对那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惜，他心中所想和现实所做是割裂的。
写出如此纯美诗歌的朱湘，耻于谈钱。那一点点糊口的稿费来了，他自己都不屑于去领，因为觉得不光彩，往往要让别人帮他去拿。
所谓“生无媚骨”，不受“嗟来之食”，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看低物质，对金钱无感，过纯诗歌生活啊。这样做的后果，是这个极为清高自尊的诗人，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度日。那种日子，想想都觉心痛难忍。
第三，做事一根筋，不知进退转弯，直捣黄龙，往往导致最后进退失据，没有翻转余地。
杜甫做官，是一直在一个假象里做的，这个假象就是他默认为当下的环境是一个理想官场。唐肃宗让他做了个左拾遗，他便要一意“致君尧舜上”，说话直露，用自己的标准来套那个并不是“尧舜”的唐肃宗的标准。
在宰相房琯家中琴师受贿这个事情上，他没看到事情的背后逻辑——肃宗本不喜欢房琯的立场，他却直挺挺地往肃宗枪口上撞。政治，从来是一个兼顾多方利益平衡的过程，你只顾圣贤之策，不讲迂回战略，直捣黄龙，如何能混得下去？
要不是另一个宰相张镐替他说了个情，杜甫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可杜甫还不吸取教训，上书皇帝说，我做的没错。唐肃宗忍无可忍，赶紧把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你就去基层给我做一些琐碎事情去吧，眼不见为净！
杜甫情怀人人都赞，杜甫的生活，你愿意过吗？
而朱湘，在劳伦斯大学留学期间，有次教授读一篇文章，里面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句子，朱湘立马拂袖离去，转入芝加哥大学。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人品有问题，再加上班上一美女不愿与他同桌，他又愤然离学。
家国的尊严和个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这个看似没什么问题。但在现实中，获取这些尊严的途径，除了愤然离开，是否还有其它方式？忍辱负重，积蓄力量，十年磨剑，一朝爆发，赢得尊重，是不是更务实一点？
勾践如若不能忍辱，不仅不会看到夫差的覆灭，而且自己也早就被灭了。
为了获得前进的空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先退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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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朱湘太像，两人一生蹭蹬，心中只进不退，现实中却退无可退，悲惨收场。我们后人，当然不能想当然地指手画脚，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直接给他们指出一条路，说，喏，这样走，就不那么苦了。这样既是对当时时代背景的无视，也是对他们本身个性的不了解，更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缺乏起码尊重。
但我还是想说一些教训。
第一，善待这副皮囊。
无论是杜甫还是朱湘，无论是暴饮暴食致死还是蹈江而死，无论是他们俩的非正常死亡和还是平日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他们都对自己不够善待。
一个美丽的灵魂，永远要驻扎在一个更强健的身体里。皮囊不存，魂留何方？
最后的赢家，总是时间与生活。挺过去，就是一切。对自己身体照拂不周的人，无论诗与远方，都难以行至自己本来想要达到的那个更远的地方。
第二，任何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不是理想状态，所以我们的为人处世，必然也要有所调整。
既然改变不了环境，那就改变自己。等自己有所壮大，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于环境。这才应该是环境与个人之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那么，能否把遇知音、致尧舜暂先一放，把理想埋在心底，在现实当中且歌且行，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环境因为你的努力就更理想一点了呢？
先好好地活着，然后，再去“整顿乾坤”！
第三，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尽最大的力让自己的家庭更加富足，其重要性往往不亚于对社会问题的拷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稳，必至影响社会。
达，然后再兼济天下。跳过自己的家庭建设，来慨叹家国之事，寻求文学美境，有失平衡。
正如一位叫做“大司马大将军”的知乎网友评杜甫时说：“才华可以不以变现为目标，却必须要具有变现的能力。不能变现的才华，越伟大，越可惜。与其垂垂老矣无奈地看淡世界，何如衣食无忧儿孙膝下时的安然平静。”
把家顾好，那么你对社会的贡献也已经不小了。哪怕你不会写诗。
能进入象牙塔，无疑是一件快乐事；但能随时出入之，进退自如，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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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应该自己立住脚跟后，再慢慢把它逐渐靠近你想要的那个样。
很多时候，妥协比决裂更强大。
从某种程度上，杜甫的眼泪，也许朱湘更能体会；杜甫的悲伤，也许朱湘更有同感。
到情不能禁，无可奈何，走投无路之际，朱湘于是就走了。
千年岁月里，不同的两个诗人，唱的竟然是同一首歌，一首个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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