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日，若归，试从容问而父日，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密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
惠帝初年的这一事件，以一种比较戏剧化的形式，体现了一些关于惠帝-时期甚至扩展至汉初时期政治制度的一些面向，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惠帝形象。
曹参，汉初丰沛功臣集团的重要成员，萧何之后相国的不二人选。
曹参之子曹窋，当时任中大夫。官名加中的一般都是宫中或省中之官，汉初一般由功臣二代、法吏、儒士，总之就是正常的出仕之人担任；武帝后期开始由宦官担任，在惠帝时期，还没有宦官什么事，但是，这种宫官、外官泾渭分明的中外关系是一致的。
惠帝初即位，“怪相国不治事”，所谓汉初尚黄老，你不能真的啥也不管呀，这两句话表达的其实是刚刚即位的惠帝对于掌控在汉初丰沛功臣集团之中外朝集体的强烈不满，你们是不是拿我当小孩糊弄？（少朕）
惠帝在盛怒之下，采取的策略是找来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让曹窋回家，“从容”跟你爸说说：
爸呀，高帝（刘邦）他老人家刚刚西去，今上“富于春秋”，年富力强（不是小孩），而老爸您身为相国每天啥事不干就是喝，大事小事也不去问问今上，今上没事可管，用什么来“忧天下”呢，天下事都被你“忧”完了，你也让今上“忧”一“忧”呀。
请注意，这一席话应该是惠帝刘盈一句一句教给曹窋（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是不是还挺搞笑的），让曹窋用儿子对老爹说话的语气，“从容”的、也就是不要太刻意，最好显得有一搭没一搭的父子聊天那样的，说给曹参听。当然，千万不要提及这是今上的意思。（无言吾告若也）
这里惠帝对曹参的不满，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曹参“不治事”、“为相日饮”，似乎是严重质疑曹参的敬业度和岗位匹配度；另一方面，在借曹窋之口劝谏曹参的话中，似乎才说出了真正让惠帝火冒三丈的原因，即曹参身为相国“无所请事”，也就是并非“不治事”，而是自己一边“日饮”，吃着火锅唱着歌，就把“事”给“治”完了，让天子“无以忧天下”，这种事实本身形成了天子最大的“忧”。换言之，一个好皇帝、名副其实的皇帝，就是要“忧天下”的，现在曹参剥夺了今上“忧天下”之权，这不是天大的事吗？
可以看出，指责曹参“不治事”、“为相日饮”可能是表面文章，因为汉书尚黄老无为而治，不折腾，而且曹参也高调鼓吹“萧规曹随”，表示自己完全秉承老相国的治国理念，所以可能确实没那么多事情要管。但是这只是在政策层面观察，实际上不管国家治国理念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垂拱而治（或者日饮而治），偌大的一个帝国，还是有很多事情要管的。所以此时惠帝与曹参的矛盾，其实无疑是治国理政之权的争夺，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矛盾。
这个问题算是古代制度史的一个大问题、大线索了，历来学者研究很多，我只是在这么一件略显滑稽的事件上看出，汉初（武帝元狩以前）可能是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相权的巅峰期。刘邦创业的主要团队，也就是丰沛功臣集团，早在刘邦从芒砀山盗贼集团转变为张楚旗下的沛县集团之时，就牢牢占据刘邦集团（汉帝国）的军政核心，这个功臣集团的一文一武两个核心，分别就是萧何和曹参，也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的功臣排名的前两位，也是汉帝国的前两位丞相（相国）。
汉初丞相的强势地位可能有着深远的渊源，部分来自秦、部分来自楚，或者说来自或多或少经过变法的战国各国的体制，反倒是秦始皇时代的秦，相权是衰落的，吕不韦之后基本上丞相都只剩个名字，这很好理解，始皇帝这样的人（摆脱了亚父吕不韦之后）是不会和别人分享权力的。
除了这些制度渊源，汉初丞相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丰沛功臣集团和刘邦的特殊关系，从著名的白马之盟和不那么著名的汉封爵誓词这两份重要文献可以看出一二：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可见，刘邦（刘氏皇族）和功臣集团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同盟关系，刘氏垄断皇位，即最大的贵族地位；功臣集团垄断封侯的资格，“爰及苗裔”，这样各得其所，以至于“国以永宁”。白马之盟和封爵宣誓的仪式，都是具有强烈的约束效力的，可以参见关于中国古代盟誓的相关研究，总之，这种仪式和誓词并非我们用今天眼光想象的那么可笑和无谓。至于这种盟誓体系，随着人类寿命自然更迭和时移事异的巨大变化而破产，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至少知道景帝时代，白马之盟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见周亚夫阻止景帝给皇后哥哥封侯之事。
回到本文主题，在汉初相权强势的大势下，初即位的惠帝，至少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很显然，他不满于这种现状并且谋求改变，先不论他的具体策略，这个事实本身对于我们认识惠帝形象是有帮助的。
惠帝刘盈的一大标签是“仁厚”，“不类”刘邦，被吕后折磨戚夫人的惨状吓傻，是一个体现刘盈性格特点的标志事件。先不提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议，我们首先需要注意惠帝在汉帝系中的地位，虽获谥孝惠，还算不错（一般被认为是平谥），但出自惠帝血脉的继承人在诸吕之乱中被彻底清算（先不管前后少帝是不是出自惠帝，至少法理上是），惠帝这一支算是绝嗣了。武帝时代写作的《史记》中没有惠帝本纪，这应该并不完全是太史公独出一格的创见，而应该和当时主流对于惠帝的偏贬斥的舆论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对史书中对于刘盈的记载不得不存留一丝怀疑。
个人浅见，相比于针对刘盈性格和情感曲线的描线，本文述及的这次刘盈与曹参的冲突事件，可能体现出更多的历史真实，毕竟这是刘盈“被记载”所干的一件具体的事，通过刘盈干的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与相权抗衡、重振王权的明显意图。这种意图，自惠、文、景到武帝中期，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对手、自己的政治手腕以及他们可以依靠的助力。
回到惠帝自己，他面对的对手是虽不能说“富于春秋”，但也是远远没打算退出历史舞台的功臣一代；作为吕后集团和功臣集团的夹心饼干，他所能依靠的助力如果不能说没有也是少得可怜。在此次事件中，他所依仗来传话的，是身边的内朝官中大夫，同时也是当时尚存的功臣一号人物的二代，这不能不说相当尴尬，估计刘盈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至于政治手腕，个人认为反倒是比较难于评说的。历史不是穿越小说，在限定的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很难想象刘盈能有什么手腕来一举改变局面。极端点说就算让文帝刘恒甚至武帝刘彻魂穿刘盈，“被强者魂穿的刘盈”能比“原来的刘盈”表现得好多少，我是极度怀疑的。
以上对于惠帝刘盈的背景分析，并不能也无意为他的幼稚行为开脱，只不过或许能够让我们对于他的行为抱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前文说过刘盈的举动至少体现了他的政治意图，这是从宏观上去理解，具体到策略层面，不能不说这种“让儿子给他老子传话”且“千万别说我让你说的”的操作是极其幼稚且软弱的。刘盈最介意最记恨的“少朕”（拿我当小孩），虚张声势的声称自己“富于春秋”，但实际采取的行为恰恰体现了自己确实只是个小孩（即位时虚岁十六）。
故事的另一方，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曹参（和萧何可不同，萧何不用上战场，是另一种重要），面对这样孩子气的软弱行为，本能的采取最强硬的回击，回击的具体方法就是打儿子、骂儿子，我没有详细考证，但是粗略在中国历史中检索，这可能是最出名的以“打儿子”为主体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内核远远超出了打儿子、骂儿子，几乎达到了打皇帝、骂皇帝的高度，凭此也可以称为相权的一个高峰。遗憾的是曹参死于惠帝六年（前189年），我们没能看到他和文帝过过招，当然了他要是活过吕后，有没有文帝的事还不知道，这是题外话了。
我们注意到，曹参打儿子、骂儿子，无疑都是给刘盈看的，他甚至要求儿子“趣入侍”，快递滚回宫里，给皇帝小儿看看，但这种极端强硬的反应同时又滴水不漏，虽然在建立在刘盈几乎是送大礼的巨大漏洞，也让人不得不佩服曹参的智慧，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所谓功臣集团的成员只是运气好。
具体来讲，曹参对自己的行为完全可以正当解释，我儿子发昏了，自己跑来指导他的“相国父亲”该怎么治国，不是皇帝让他说的，他自己说的（曹参很可能确认过）。这不是质疑相国的巨大权威吗，质疑相国不就间接质疑了刘家的皇权，我这个头号功臣能忍吗，那肯定不能忍。儿子发昏，老子用鞭子打个两百下很合理吧，打归打，儿子毕竟也是个中大夫，是在皇帝身边的，打完之后赶紧让他滚回宫中侍奉今上，最后，“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这句话，除了送给倒霉儿子曹窋以外，当然更是送给那个倒霉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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