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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对“和谐”进行社会层面的探讨应该始自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勾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哲学王以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统治城邦；军人以自己的激情和勇敢保卫城邦；生产者节制欲望、创造财富、接受哲学家的智慧统治。如果三个阶层都能各司其职，不相僭越，社会就达到了正义与和谐。在柏拉图那里，每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对于“和谐”的实现至关重要，各适所适、各得其所正是“和谐”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之义，也是各尽所能的前提、创业的基石。
柏拉图的理论底色是“社会的分际”，而作为这一思考的遥远回音，关于“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的探讨在当今的中国也成了一门显学。知识精英按照不同的尺度与关照对中国社会作出了不同的结构划分。但不管怎样划、怎样分，有一个阶层总是赫然在列，并且因其自身的庞大与贫穷让整个分层变得刺目、惊心。这个阶层就是农民。
不可否认，在“现代性”的视域下，昔日自信自足的农民被抛弃、被遗忘了。他们甚至成了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然而农民对当今的中国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不理解农民，就难以真正的读懂中国；不解决农民问题，就根本无法打破中国发展的瓶颈。给这个中国最庞大的阶层以恰当的安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只有让农民有业可择、有业可创，整个中国才能有业可立、有业可兴。
中国发展的瓶颈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贫穷问题。面对贫穷，农民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其一，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曾是我们的祖辈、父辈几代人的生存方式。可“现代性”正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我们无法指望当今中国的个体农民靠种美国家庭后院大小的几亩地勤劳致富。市场的大潮中，孤立的农民因其资源的有限终究会成为失败者。
其二，走向城市的打工一族。他们面对日益萧条的农村，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这种“在农村没有出路”的逻辑使他们要彻底地与祖辈的生存方式决裂。农村在他们眼中，并非希望的田野，而是想要挣脱和逃离的地方。一九九一年发生在深圳的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八位打工妹的生命。一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姑娘侥幸劫后余生，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伤愈后又从老家返回深圳打工时，她说：“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你还是希望选择做人。”可城市真的如她所愿，是希望的所指、做“人”的空间么？事实上，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与农村具有着不同的逻辑。当乡间的篱笆被城里的保险门所取代，当村里宽厚的老年仲裁者换作了城中凶巴巴的警察城管，农民工得到的似乎不是希望与尊严。依附性的地位和城里人的漠视与霸道，让他们从绝对贫困的泥淖走向了相对贫困的深渊。
继续做小农是条路，却是条越走越窄的路。去城里打零工也是条路，却是条充满辛酸和屈辱的羊肠小路。迷途与归途间，中国的农民自己闯出了一条独特的、有尊严的生路：靠理想和纪律组织起来，办集体工业，兴乡镇企业，进入市场，成为赢家。无论是华西还是南街，那些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第一村”走的都是这乡村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回归家庭耕作的小农在改革之初无疑是成功的，但市场化来势汹涌，如今的他们缺失了力量，稍有风吹草动，就成干柴烈火。当昔日显尊、名噪天下的四川与安徽的农民不幸沦为市场浪潮里的输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农民却在以农村社区为单位，就地工业化，集体入市场，开始收获竞争的硕果。如今的我们已很难看到小岗村的影子，却依然可以见证大寨的梦想与光荣。
当然，乡镇企业并不总是成功，失败的故事与成功的故事至少一样多。四川某县乡镇企业局的一位干部总结说，当地的乡镇企业是“屡办屡垮”。而河南的一位省级官员乐观些，说本地的乡镇企业是“屡垮屡办”。市场竞争的惨烈让乡镇企业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它所保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那个逝去时代的传统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与感动。它让我们懂得了：组织起来办实业，是中国农民的正路，也是中国的正路，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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