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麦克唐纳这次伪装成一个现实主义的导演，用通篇灰暗的色调和压抑的剧情装饰整部电影，以至于直到最后，观众们甚至开始认为他真揭露出了什么社会问题。但事实上，他从来不是那种执着于现实的作家，从早年间写舞台剧开始，到后来当了导演，执导《在布鲁日》以及《七个神经病》，他写作的重心总是围绕着暴力和荒诞。暴力与荒诞与社会无关，与人心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联系，更多的是犹如宿命般的无可奈何。
这样的风格同样被他带进了《三块广告牌》之中，从冲突的发生，到人物们的种种应对，无处不可见到属于戏剧艺术的“匠气”：在人物和场景及其有限的状况下，将剧情打磨到臻于完美，并对他们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事实上，就算电影的前半部分存在着可以让人们感到现实感的部分，当身患绝症的警长带上头套，给自己的脑袋来了一枪之后，这些所有的现实感也完全灰飞烟灭。剩下的是完完全全属于人物们的表演，在剧本的允许下，他们得以稍稍违背常理，展现出属于人类的最真实的面目。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艺术允许夸张。
值得一提的是，马丁·麦克唐纳并没有被笔下气质鲜明的人物牵着走（这往往是角色设置过于真实时作者们的通病），而是抵抗住了诱惑，从头到尾控制着状况。这一点在伍迪·哈里森饰演的警长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整部电影中，警长与其说是一位卷入剧情中的角色，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工具性的角色存在。这里的“工具性”指的是人物心智与人格上的高度成熟，即使身患绝症，被受害者的母亲立起广告牌责怪，他也在捉襟见肘的时间与空间中处理好了一切。观众得以深切的意识到，这位略显苍老的男子完全当得起整座小镇人们的爱戴。
所谓“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片中的警长与其说是诸葛亮，倒不如说是更像遗计定辽东的郭嘉。警长生前留下了三封信，但其实只有给妻子的那封才算是真正的信，剩下的那两封，是锦囊，是以自己死亡为前提的运筹帷幄。他以一种近乎全能的姿态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完备的应对办法，更有甚者，为了宽慰Mildred的内心，也为了堵住小镇人们的嘴，他预付了广告牌下个月的费用。
所以，整部片子的点睛之笔其实并不是结尾DNA测试的不匹配，不，任何有经验的编剧都应该想到这样的结局，因为唯有如此，整片的气质才得以统一。真正的点睛之笔，在于就算警长准备好了足以弭平二人愤怒的遗书，Mildred也依然将燃烧瓶扔进了Dixon所在的警察局里。犹如拥有了遗计的曹操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征服辽东，犹如急急追赶蜀军的司马懿和刻着诸葛亮面目的人偶相互走岔了路：把一切引向更多的暴力。
而当更多的暴力发生之后，剧情再一次显现了它的力量：Mildred和Dixon摆脱了各自纵火行为的嫌疑，摆脱得甚至让人感觉有些过于容易了。各位观众大可不必对此反复纠结，如果非要打比方，就仿佛人们在观看日本的动漫时，也大可不必时时刻刻在脑中谨记牛顿三大定律。过于疏忽的警察和不循现实的运动，两者都不是各自作品中的主题。这是为了让剧情更容易进行下去的省事的办法，马丁·麦克唐纳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还记得他的上一部电影《七个神经病》结局处，本片中Dixion的饰演者山姆·洛克威尔被一枪击中大脑，躺在地上之时，竟然还有余下的力气让面前的狮子狗为他伸出爪子。
两人的免罪自然是为了结局服务，观众们在观看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盛大演出后，期待已久的相互谅解终于到来。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警长的妻子耽误了把信送到Mildred和Dixon手里的时间，谅解早在四十分钟以前就应该已经到来。Dixon和Mildred坐在车里，一路开往目的地。他们在车上开始犹豫起要不要真的杀掉那位某件强奸案的犯人，然后电影结束，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许多人认为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也许是时候让这两位精疲力尽的人拥抱和平与爱了。我却难免想起了Dixon在得知警长死后的那一番举动：带着哭泣的腔调说出了光彩的话语，“唯一纪念他的方式是到外面去，做一个好警察”，伴随着旁白的长镜头里，Dixon走上对面的广告公司，将经理从二楼扔了下去。
我不禁也开始担心起这样“打脸”式的剧情会不会在结尾处上演，心里抱着爱与和平，手上却做出了暴力的行径。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之后说不定会发生下一串同样荒诞、同样充满了鲜血的剧情。如此说来，也许开放式的结局只是作者留给观众们的信息：接下来将发生精彩程度不输以前的故事，只是电影只有一百二十分钟，犹如费马的证明一般，“书的空白不太够了”。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一切将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故事：所有的人物并没有完成他们的命运，只不过他们的命运，已经是另一本小说应该考虑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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