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这年春节我没有回家。
收银员的工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春节期间。顾客多，员工少，既要收银还要打包，交账时，腿都软了，哈哈，数钱数到手抽筋呀！从来没有如此充实，如此快乐。
宿舍里只剩下我和于洋，她告诉我明年春天她就要去市财政局工作了。
她小姨是他们村最早的女大学生，原来在财政局工作，是个漂亮能干的女人，可惜遇人不淑，在市政府工作的丈夫爱喝酒，逢酒必喝，喝酒必醉，醉了回家就打老婆，第二天就恢复了儒雅斯文，磕头作揖好话说尽。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她选择了离婚，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一个看上去长相普通，个子不高丧偶的男人，那男人带了一个女儿，她视如己出，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男人也步步高升，现在做了副市长。她小姨要照顾两个孩子，就去了工作比较轻松的政协。小姨对她很好，但她怕给小姨添麻烦，中专毕业就找了超市的工作，和我们住员工宿舍。小姨给她找了财政局的老领导，让她开春就去上班。
在九十年代末期，中专刚不包分配，但可以凭各人关系找工作，我很羡慕她，但不嫉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我拉着她的手，祝福她，希望她未来的人生能够像她希望的那样平安顺遂。
过了元宵节，我回了一趟老家，给姥爷买了营养品和一个小收音机，他不爱出门，娘地里、家里的活儿永远也忙不完，虽然每天都过去陪他说会儿话，但一个人还是寂寞呀，读书看报之余也就是听听收音机解闷，他以前的收音机太老了，经常出故障。
来临城半年的时间舅舅没有来看过我，我也没有再去他那里，过年他回家也没有搭理我。我坐了公交车到县城，再找公交车到镇上，然后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骑十几里路回家。
在镇上上初中那会儿，每次放大周假，也是自己骑自行车，那辆26的自行车，是我去邻村上完时小姥爷托人给我买的二手车，当时八成新，村里人们骑的都是28大杠，我长个儿晚，就是骑26的，也是在磨破了一双鞋的鞋面后才掌握了技巧，勉强够着了脚蹬子。
初中是寄宿制的，学校没地儿放自行车，一开始我厚着脸皮放亲戚家，后来我们班一个女生给我找了个地儿——镇上法庭废弃不用的会议室。她爸在那工作，每次开学把驼的粮食和书本行李放学校，再把车子放那里。屋子里黑咕隆咚的没有窗户，也没有灯，我借助门口的光线，把车子连搬带扛地弄到一个类似主席台的上面，台下也不知堆了些什么，总之满满当当，乱七八糟的。
中专三年，去区里上学，坐车坐到镇上，自行车仍然放到那里，好像也没人管，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偶尔去和住在附近家属院的同学说一声。那辆自行车陪伴了我八年时光，我去了临城工作，它也光荣“退休”了。
下午到家，我想也没想，直接去了姥爷那边，姥爷正在看报，他年纪大了听力不好，我调皮的过去拍拍姥爷的肩膀“嗨！”老人家吓了一跳，随即笑了，“小燕子，你可算是回来了，要不是你定期给我写信，我都以为你被拐跑了呢！让我看看，又长个儿了没有，还是这么瘦，咋也不长点儿肉?”我一边献宝似的往外掏东西，一边凑近姥爷叽叽喳喳地讲着这半年的经历，习惯性报喜不报忧，姥爷慈祥地笑着、认真地听着，一如往昔。
傍晚娘过来看姥爷，姥爷说：“明天跟你娘去你奶奶那头看看吧，毕竟他们都是长辈。”我虽然不痛快但是也答应了，道理我都懂，我该做的我去做，至于他们怎么做，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
第二天我去了奶奶那头，姐姐已经大专毕业开始工作了——在县城初中当老师，弟弟还在上中专，已经开学了，家里只有几个长辈。
一见面奶奶就问我赚了多少钱？一个月工资多少？见我不做声“你得把钱交给你娘，将来你嫁人不得让你娘管你?谁家孩子赚了钱不交给家里?”我还是不做声，我已经学乖了，不吵不闹，但是也不会轻易答应什么。爷爷也说，“你姐工资都交给你娘，别以为长大了，赚了几个钱，就翅膀硬了！”爹和娘也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实在是忍无可忍，我冷冷说到“我是跟着姥姥姥爷长大的，我把工资存到银行了，我不结婚，结婚也用自己的钱，放心，不花你们一分钱！”午饭也没吃就回了姥爷那边。
我在外面半年，姥爷给我写信，总担心我年纪小被人骗，担心我工作压力大，回家问我想吃什么；他们只惦记我赚了多少钱，给我攒着？哼哼，给了他们最后这钱指不定是谁的呢？
在姥爷那边和和气气待了两天，想法儿给姥爷做了几顿好吃的，我就又骑着车子走了，唯有姥爷这里值得我留恋。
《燕雀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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