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恍惚现代工业文明和久远古代的奴隶制如出一辙,所有人在固定时间固定环境从事集体劳动。在我们称为古代的大部分时期,生产力低效的同时,生活也并不如现在的紧张忙碌。昆德拉在反问古代生活的消失时透露了一点他眼中的古代面貌。
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昆德拉“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蜕化成无所事事,这则是另一码事了。无所事事的人是失落的人,他厌倦,永远在寻找他所缺少的行动。”
“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专注于自我的人,他时刻感到自己的存在,他有大把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不必靠着“价值幻觉”去为他人卖命而自得其乐。他把时间花费在不能创造实际价值的地方,让人家去嫉妒,时间就是他的财富。而我们的苦处,是不得已把时间贱卖,换回一点生存的必需品。当然有更不幸的人——我是指智力缺陷的不幸——却把不需出卖的时间,大把拿出去兜售,还志得意满,以为那就是他不白来的证据。
马振聘译昆德拉《慢》昆德拉在《慢》里还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人骑在摩托车上狂飙,全无畏惧,他说:
“伏在摩托车龙头上的人,心思只能集中在当前飞驰的那一秒钟;他抓住的是跟过去与未来都断开的瞬间,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他置身于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在出身状态;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了年纪,忘了老婆,忘了孩子,忘了忧愁,因此什么都不害怕;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
这种出神状态令人兴奋,现代社会就像是打了兴奋剂的运动员,而且让人看不到药劲消减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要你休息,让你他们列出早睡早起的种种理由,甚至骗人说为了健康,其实根本的目的,是要你去奔忙,去创造,去让我们的社会机器飞速的运转起来。他们不肯让人休息一下,不肯让人多在晚上独处,也不肯让人睡睡懒觉。
当然古代生活并不全是惬意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中国人大概愁眉苦脸的时候要多些。同时又有阶级差别,有闲阶级从来多半是特权阶级。
古代熬夜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秉烛夜游,像《金瓶梅》里通宵达旦的场面,一种是秉烛夜读,“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读书本来是轻松的,但这里的三更秉烛读书,却像是教育家道德家的要求,《三字经》里讲述的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的勤学故事正是此类,是极其辛苦的。不过在古代,三更五更之后,读书的男儿可以睡大觉,在现代却要被逼着早起,去对上司笑脸相迎。
王安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难得一见的特里独立人物。《邵氏闻见录》里记载了他一则夜读的故事:
“魏公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勿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其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
王安石读书没有功利目的,不能为他做公务员带来什么实际效益,他也不是为了博名,否则韩琦不能不知道,他只要辩白一句,就能达到目的。但是王安石心高气傲,不愿意多做什么解释,只说,“韩公非知我者。”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王安石做的就是“为己之学”。
电灯的发明是人类的大事,有了它“熬夜”变得更加美妙悠闲。现代生活中的熬夜通常是辛苦的,是白天工作的延续,是资本家剥削得到的剩余劳动时间。但有一种为自己的熬夜,他们不愿把时间放手,他要更多的掌握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愿做的事。熬夜是一个人的独处,他可以在安静里把自己整理出头绪,就像洗一个澡,是心的斋戒。
有人会说晚上睡不着是精神焦虑,可我们的焦虑的根源不就是明天要早起吗?如果的时间是活动的,我们只到真正困倦的时候再睡觉又有什么问题?精神分析学的祖师爷弗洛伊德年轻时也是晚睡晚起,我想熬夜和睡懒觉一定是他创造力最重要的来源。
才子梁遇春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起头就写道:
“十年来,求师访友,足迹走遍天涯,回想起来给我最大益处的却是“迟起”,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所有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
我很赞同他的话,不过同样具有创造力的还包括梦和熬夜,被他忽略了。他又说:
“我天天总是在可能范围之内,尽量地滞在床上──是我们的神庙──看着射在被上的日光,暗笑四围人们无谓的匆忙,回味前夜的痴梦──那是比做梦还有意思的事,──细想迟起的好处,唯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做一座快乐的皇宫。”
这种神气,不是在炫耀他对时间的占有吗?
查一查熬夜的名人,可以知道熬夜的好处,不过现代制度越来越不能容忍这种自由思想的萌生地。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里有一个故事。
“罗家伦下了一个命令,说是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照校规: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学籍。下了这道命令,学生们还是消极抵制。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行不通,就不了了之,早操于无形中取消了。这中间发生过两件事情。当时的学生沈有鼎,向来生活很随便,他经常不上早操,也不请假,积累下来,被记了八次小过,如果再有一次小过,他就要被开除学籍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早操无形取消了,他才得幸免,保留学籍,一直到毕业。
还有一位学生张岱年,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1928年附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师范大学。可是他慕清华之名,报考了清华,也被录取了。他就到清华报到入学,过了一两个星期,觉得早操受不了,幸而师范大学的入学期限还没有过,他就退出清华上师范大学去了。他不知道清华的早操终究是要废止的,一直等到他在师范大学毕业以后才又到清华当助教。”
沈有鼎和张岱年后来都成了哲学上的大名家,因为早操产生了坏影响,于此也就可见了吧。
所以,本文主旨其实是呼吁废除中学和大学的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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