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对于经济学，就像基本粒子对于物理学、基因对于生物学一样，是最底层的问题，整个学科的理论大厦都得建在这之上。你可能以为，既然“价值”这么重要，那几百年来经济学家们肯定早就搞清楚了吧，毕竟，发现“价值”不需要高倍显微镜，也不需要电子对撞机，只需要凭社会常识就能推出。
其实不然。几百年来，经济学界对价值到底是什么，哪些活动产生价值，哪些活动不产生价值，至今是一笔糊涂账。
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但是，我们随便翻开一本经济思想史教材，都会发现，它不是从亚当·斯密讲起，而是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讲起。重商主义对价值的理解很简单，他们认为金银等贵金属就代表了价值，贵金属越多、国家财富就越多。这是经济学对价值最早的理解。
在重商主义之后，法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学流派叫做“重农学派”，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学派非常重视农业。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叫魁奈，他认为，重商主义说得不对，贵金属不代表真正的价值，只有土地才是所有价值的来源，人类吃穿用度的原材料全部来自土地。所以魁奈认为，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这是生产性的、创造价值的行业，而其他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都没有创造新价值，而只是做价值的流转。
法国重农学派否定工业生产能够创造价值，而英国当时是工业化的火车头。所以不奇怪，魁奈的观点一提出来，就遭到英国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就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和魁奈一样，同样反对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不代表真正的价值；和魁奈不同的是，亚当·斯密认为土地也不能创造价值，真正创造价值的是人类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起源。根据这个定义，农业和工业都是生产性部门，土地和工厂、机器一样，是人类创造价值的生产工具。亚当·斯密认为，工业才是价值创造的主力军，农业次之，而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
古典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嘉图，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工业比农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为什么在当时，拥有土地的大贵族比工业资本家更富有呢？顺着这个问题思考，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地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收益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被地主阶级拿走了。
李嘉图是这么推理的：地主阶级垄断了土地这个稀缺资源，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土地的供给不能再增长，所以土地的价格，也就是地租会不断上涨，地主阶级就越来越富有。同时，地租涨了，粮食价格也会上涨；为了让产业工人能够填饱肚子，他们的工资也必须跟着涨，这就挤压了工业资本家的利润。在李嘉图看来，新兴的工业资本家是创造价值的“好人”，而垄断土地的旧贵族是坐收渔利的“坏人”。
李嘉图的这个看法当然受到了新兴工业资本的热烈推崇。但是，李嘉图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同样是工业部门，工业资本家本人并没有比普通工人多付出多少劳动，但他们怎么就比普通工人多得了成百上千倍的收入呢？就像美国历史上著名工人领袖海伍德所控诉的：“野蛮的黄金大亨——他们没找金子、没挖金子、也没打磨金子，然而不知用了什么古怪的炼金术，他们得到了所有黄金。”
这个秘密最终由马克思揭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独创性就在于，它可以组织大规模生产，让工人产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它们的一线劳动者都在创造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另外一些人所瓜分，这些人包括：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地主以及拥有专利和特许经营权等稀缺资源的人。
从重农学派到古典学派再到马克思主义学派，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承认，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创造价值，而是只有一部分人创造价值，另一部分人用某种方式攫取了价值，且每一时期的价值形式不一样。
但是，接下来登场的新古典学派，却完全推翻了这种说法。新古典学派认为，价值多少和人类劳动无关，它只取决于对消费者的有用程度，也叫做“效用”。但是“效用”这个东西很神奇，它因人而异，还随时随地都在变。你可能听说过“边际效用递减”这个术语，就是当我饿的时候，吃下第一个包子，幸福感爆棚；吃下第二个包子的时候，有点撑了，效用减半；等吃下第三个包子的时候，撑得快吐了；这时候第四个包子对我的效用为负。
你看，说价值取决于“效用”，就让价值变成一个完全主观的东西，根本没法客观衡量。这样一来，我们怎么知道谁创造了价值、谁攫取了价值呢？对，没法知道。新古典学派直接取消了“价值创造”的问题，认为一个东西只要能够在市场上交易，那它一定对买家具有“效用”，这就自动证明了它的价值。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劳动、资本、土地，这些都是生产要素，它们都在市场上获得了各自的价格，所以它们都创造了价值，剥削是不存在的。
其实经济业态塑造价值形式，农业社会土地和人口是价值，工业文明时代资本和技术是价值，现在我们进入后工业时代关注人的精神塑造和服务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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