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面临着仁德，就是老师，也不同他谦让。”）
孔子甚至比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仁不让是一种理性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一种责任感。人必须在认识到自我对事情的好坏成败负有责任时，才能产生当仁不让的主动意识。由主体精神和责任感所引发的主动意识，进一步便彰显为大有为的担当精神。从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到孟子的“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仁不让，勇于担当，一直是中华民族高扬的精神旗帜。
其实，孔子是崇“让的。《论语·先进》载，孔子不满意仲由（子路）说话不谦虚的态度，批评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也就是说，治国要讲求“礼让”。孟子也把辞让之心看成是礼的萌芽，即“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外，又加上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君子的美德。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谦让”之外，“辞让”“礼让”“让利”“让位”等说法或做法也被人们广为接受和熟悉，其中无不蕴含着“让”的思想观念。
孔子说“当仁不让”，是讲一个人对“仁”的履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编六经，游列国，劳碌奔波，教书育人，“不知老之将至”，体现的是担当精神；孟子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主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现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忍辱著史，为的是一份责任；张载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视为自己的使命，创立关学；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临终前还写有《示儿》诗，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体现了为国效命的尽忠之责；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埋首著述，志在用学问经邦济世，展现的是人生的社会责任；顾炎武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为了一份崇高的责任。
梁启超说：“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而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之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责任是人的毕生主题。一个人承担的责任越多，其人生价值就越大。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派遣大将司马子反围攻宋国都城。城内粮食耗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宋国大将华元夜见司马子反，以实情相告。司马子反听闻平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顿生恻隐怜悯之心，私自与华元订盟退军。“司马子反事件”是《春秋》以及三《传》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对于司马子反这种“废君命，与敌情”的“轻君”“不臣”之举，《春秋》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大之”，其缘由在于司马子反以仁爱作为军事决策最高原则，无辜平民百姓的生命高于现实的政治与军事利益。“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董仲舒认为，司马子反真正领悟并践行了儒家的“当仁不让”。仁爱的本质就是对生命敬畏、对他人怜悯与关爱。
《论语·颜渊》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子路》又载：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应该是为人处世的精到之言。平日谦虚谨慎、低调务实，做事严肃认真、爱岗敬业，待人真心实意、忠厚守信。这是受普遍认可的良好品德，也是做事创业的本钱和根基。这意味着“仁”的展开与实践，不能脱离“居处”“执事”“与人”；其日常生活，也要依仁学、合道德展开，“恭”“敬”“忠”就是“居处”“执事”“与人”的依据。拿“执事敬”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执事敬”。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人生说到底是由一件件事情构成的。孔子对做事的要求是：把当下的每一件事认认真真做好。认认真真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你才能真正成就自己。假设对当下的每件事都掉以轻心、三心二意，今天做不好这件事、明天做不好那件事，那么，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一事无成，根本没有成就自己。
《中庸》说：“仁者，人也。”能够具有“仁”的品格，也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人，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能够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忠于人，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现实的人成为实体、主体、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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