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先生乃一代儒宗,认为阳明心学之精髓在体认,当于经验与磨炼中领悟,并以数十 年身体力行践履这一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哲学”,令我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的贡献,与此类似。儒家的最高价值是让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无人能替你看顾自己的内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因此,即便说“一生的结果皆出于心”,亦不为过。
直面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极权主义的回潮带来的是阶层固化、共识破裂、道德沦丧、法度陵夷。物质文明的繁荣并没有赋予人生更具价值的意义,相反,欲望日渐膨胀,幸福感却每况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学编织的所谓“梦想”之中不能自拔,蹉跎了青春,荒芜了精神,在循环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闭。放眼望之,许多国家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国民的幸福指数;许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财富,却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何以越来越迷惘纠结,日甚一日地充满挫折与焦虑,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实上,一个人成不成功,人们多以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寡来衡量,但幸不幸福,却无法以外部指标来判定,只能借由内心去感受。毕竟,若仅剩物质,则会害怕;若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就不用去害怕。因此,最好的救赎之道便是把习惯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来,关注放逐已久的心灵。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要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心学就是要人敞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来,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树立起“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生活态度,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终保持内心的强大。
同时,是非不用从学者的讲学中区分,只需在自己的内心里辨别。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当人厘清了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以冈田先生为例,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冈、东京等地开设讲座,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还多次来华考察,行程两万余里,为赞助修复阳明故居和阳明墓在日本发起了广泛的募捐活动,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诠释了知行合一的真谛。因此,即使先生的亲戚中出了不少企业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们的低得多,但“冈田武彦”这四个字在家族里的分量却无人能及。
四十五岁那年,先生顿悟“体认为本”,明白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实际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人,不应当活在概念里。就像歌德曾让他的弟子去参加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
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对真理的探寻,注定道阻且长,注定需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在持续的“格物”与“诚意”中构建起思维图谱,日臻明觉良知之化境。
正如凡•高所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用一生演绎、再现了阳明心学的冈田先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山高水长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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