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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随感录五十六》,想笑,没笑出来。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先生想表达的,是国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民国成立,清政府不复存在,“我”所住的县城想必已经承认了民国。习惯了满清统治的老百姓在怕什么呢?也许是怕民国将要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变化。事实上当年明朝覆灭,也是一系列变化让人难以接受。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剃了头蓄一条辫子,不从者是要杀头的,谓之“留发不留头”。自古以来,国人便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说法,剃头便是不孝,剃头相当于杀头。一时间在江南北,人头滚滚落地。但到底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战胜了孝道,活着者的脑后,纷纷拖起了长辫子。到了民国,奇了怪了,无论满汉民众,纷纷捍卫起辫子来。由此可见应了一句老话:习惯成自然。习惯于服从的民众很快便形成了新的传统,辫子已经不可或缺了。
问题是,“他们”是谁?“来了”是什么意思,或曰到底什么东西“来了”?
“来了”从哪里来,来干啥?
城里人逃到乡下,说明“来了”要进城,去乡下暂避比较稳妥;乡下人逃到城里,说明“来了”要下乡,城里肯定安全。然而这下的下乡、进的进城,何处才能安身立命!
鲁迅先生讽刺的或许是闭关锁国的心态,害怕一切变数。于是先生说:“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我想得更多的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积淀的文化基因,以及国人的思维定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无风不起浪;三人成虎等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个莫须有的“他们”,便足以引发一场群体性事件。“他们”谴责的,便一窝蜂去谴责;“他们”叫好的,便一窝蜂跟着叫好。
曾经的抢购风,刮了一场又一场。抢盐,抢药,抢卫生纸,抢食品,抢这抢那,不管有用没用,抢了再说,先下手为强。
曾经的打鸡血针。
曾经的红茶菌。
曾经的气功热。
曾经的全民经商......
不信你去问,掀起热潮的一定是并不存在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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