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每当周六上午妈妈陪着妹妹去学钢琴的时刻，就是爸爸陪着姐姐在边上的“必胜客”完成各种回家作业的时间。
这天又是这样一个周六，当姐姐差不多即将完成数学回家作业时，抬起头来问坐在对面的爸爸：“爸爸，你知道吗？四年级以来，我们俞老师推行了一个叫做‘数学达人’的游戏，本周数学学习成果最出色的四名同学可以成为‘数学达人’，当周可以免做一次回家作业。”
“是吗？不过，这和以前的回家作业‘免做卡’游戏有什么不一样吗？”爸爸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关于是不是应该免做回家作业、什么情况下该免做回家作业，一家人曾经从不同角度展开过思考和探讨。
“是有点类似，但也不完全一样。‘免做卡’是老师发放的，而‘数学达人’是自己争取的，而且最关键是可以和小组成绩关联在一起。”
“这个机制倒是和集体、个人的绩效评价有相同之处，很有创意呀！能详细说给我听听吗？”爸爸对此颇感兴趣。
“是这样的。每周我们每个人都会按照完成各种数学作业的情况获得个人积分，积分排名前四的同学就可以成为‘数学达人’。而每个小组也会根据一个小组内的同学整体的作业完成进度和速度累积到一定的分值，到了周末八个小组比拼，每周排第一的小组成员还可以获得5个附加积分。”
姐姐说到此处时，爸爸打断了她，问了个问题：“嗯，这5个附加积分是一个小组内的每个人都有呢？还是说一共就5个积分，由小组内同学来讨论决定如何分配使用？”
姐姐边解释边继续往下说：“是每个人都有5个附加积分，但什么时候使用由自己决定。比如，我们小组已经三周获得第一，因此我们组每个人都有15个附加积分了。这周我积了40个个人积分，不必使用附加积分就可以成为‘数学达人’，而我另一个同学则是使用了五个附加积分成为‘数学达人’的。成为‘数学达人’就可以获得免做一次回家作业的权利。但爸爸，我决定不启用这个免做回家作业的权利。”
“这个决定很有意思。你说说为什么决定不启用免做回家作业的权利呢？”爸爸好奇地问脸上有些“决绝”神色的姐姐。
姐姐的回答倒也简单：“你想吗？我们的‘数学达人’是靠每一次完成作业练习情况来积分的呀。如果这一次的回家作业免做了，那这份回家作业的积分，我在下周就不可能得到了，那我成为下周‘数学达人’的机会不就变小了吗？这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爸爸点头认同：“对，你觉得获‘数学达人’本身已经就是对你的一种激励，不再需要靠免做回家作业来激励你了，是这样吗？”
“是的。”姐姐点头确认。
“这很对，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今天我们来学琴的路上也谈到过。”爸爸接着姐姐的话头将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推进。
“是吗？”姐姐听着爸爸的话，回忆着之前路上的讨论。
在今天来时的路上，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讨论过“为什么学习”的问题，谈到了最近在各种教育公众号和五六年级家长中广泛讨论的“2018中考新政”。
即将小学毕业的姐姐面临着选择一个怎样的初中继续求学的问题。选择一所好的初中，当然是为了将来能在选择好的高中时占得一定的先机，但这仅仅只能作为一个附加目标。相比而言，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一所好的学校能为孩子学习提供更先进的学习理念、更高效的学习方法、更适宜的学习环境以及更多志同道合的学习伙伴，从而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学到“什么是更好的学习”。
在讨论中，大家都觉得不管国家的教育政策如何调整变化，但对于学习而言，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一个人所学到的知识、习得的技能永远是自己的，尤其是学习过程中培养起来的那种终身学习的理念、能力和习惯，更会伴随一个人终身的成长。因此，可以这么说，学习本身其实与任何教育政策的调整变化都不相关，而只与自己的成长相关，因为，学习力是标定一个人成长上限的唯一标准。
当时，一家人讨论到这里的时候，爸爸举了一位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求学、治学的例子。讲到了顾诚先生即便是在那个“人人革命不读书”的年代，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1971至1976年间，顾诚先生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借阅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摘抄，而且还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时间，每天想尽办法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各类书籍（当时的南京图书馆是不对外开放的）。
学习条件恶劣如斯，但顾诚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谈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顾诚先生在自传体式的《我与明史》一文中这样记载道：
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抄摘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时间，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抄摘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气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
正是靠着这样的学习作风和学习方法，顾诚先生于1978年即完成了题为《李岩质疑》的论文，当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由于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对此，他这样自己说，相比“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而他则“多争取了5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然而，这其中又何尝仅仅只是“一件幸事”呢？
努力学习，固然是为了取得一份好的成绩，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学习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基于此，学习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奖赏了。
爸爸向坐在对面的姐姐重新简要复述了之前的讨论内容，姐姐边倾听边频频点头。
▲注：文中斜体部分文字摘自顾诚先生《我与明史》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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