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呢？父亲感觉十分的困惑，按照工分记工分红，可以杜绝偷奸耍滑，老实干活的人不吃亏，上面却要制止；老百姓粮食不够吃，家里面院里或是房前屋后种点南瓜、土豆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供销社买东西还要票证。象关有福这样，父亲就好吃懒做，败光了家底，还成了贫农，儿子也好吃懒做的人缺却成了红人，还很吃香。社会到底要怎么样呢！
父亲有时心里憋屈，回到家里还总是给我说说他的心里话，尽管他知道仅有几岁的小儿子更不知道答案，还是要问一问，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我十一岁时，生产队解体了，我也能回答父亲的问题了，父亲还有问我，那时我才正式的和父亲进行了交流。此时父亲虽然心里装着许多问题，但是他还是积极地给生产队里想着各种提高农业生产的办法。
父亲在巷外建立了积肥场，要求每家每户掏出炕洞里的灰全部倒在这里，定期去每家掏取鸡窝里的鸡粪，要求每家每户把自家里的茅坑挖的足够大，定期集体集中拉茅，统一倒到指定的地里。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社员们口粮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就是一年下来分到的粮食够吃了。贫穷还是照样贫穷！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上学了，生产队里的事情也就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是知道七六年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是队里的队长。队里社员越来越没有干劲，收入越来越低，哥哥姐姐也都大了，也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我家还是成了短款户，父亲经常到车站去干活补贴家里，生活依旧是捉襟见肘。（当时车站的临时工也是大队批了才行，公社也统一管理的。）
一九七九年生产队宣布解体，公社变成了乡镇，大队变成了村，各小队变成了小组，家家户户正式单干。集体的财产呢？能搬得动的，能牵得动的，做价分给家家户户，村民掏钱买，象牛马这些牲畜钱很多，大家买不起的，先分了，慢慢还。
这时的队长各个成了暴发户，大家掏钱买了队里的资产，钱到哪里去了呢？这时都忙着收拾自家的土地了，谁还顾得了这些。只见队长这个口袋里钱塞满了，就塞另外一个口袋。有人问：“不要会计记帐吗？”队长答：“队都分没了，要会计做什么？”
队里除了分给群众部分土地，仍留了很多土地让大家承包，而承包的钱又进了队长的口袋。甚至大量的土地被名义上队长的好友包走了，其实还是队长种。有一片地父亲很伤心，因为无论父亲把价格提高到多少，队长的好友还是加码，父亲明白了，这就是成心不让他包的，他们只是走形式而已。
父亲问我说：“这不是又走资本主义了吗？有地的人岂不是又成了新的地主吗？”
我说：“应该是吧，现在又鼓励发家致富了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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