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申明:本文参加【“423”简书故事节】,本人承诺文章内容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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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是个特殊的时代,文中除了我的亲人用真名外,所涉及到的其他人即使已经做古,我仍然采用了假名,请勿对号入座,以免对故事中的人物造成伤害。
我出生于1968年,三岁前的事情印象模糊,三岁开始的很多事情我都印象深刻,在我能记事起父亲就是我们队里的生产队长。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世事变迁,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的父亲的命运也经受着世事的洗礼,几起几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谨以此篇,以示纪念。
1、二爸被绑走了
1971年夏天的一天,天刚刚擦黑,突然家里闯进了好多个民兵,其中有两个还背着抢,一个手上拿着绳索。一个中等个,黑脸,估计有三四十岁的人进门就大叫:“富贵呢?富贵呢?出来!”
富贵是二爸的名字,这时二爸正在西边厨房里找馍吃,闻声赶快拿着馍走了出来。黑脸汉冲上去一把打掉二爸手中的馍吼道:“绑了,绑了!”,
几个大个过来就把二爸按翻在地,捆绑了起来,拉着要走。二妈、爷爷、妈妈闻声都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我跟在妈妈的身后,睁大眼睛惊恐的看着这群凶神恶煞!
二妈一个健步横在这伙人面前历声问道:“咋(zuo)来?咋(zuo)来?咋么回事么?”
黑脸汉道:“逮反革命唻!他骂毛主席唻。走,逮走。”
一听说二爸骂毛主席,二妈傻了眼了,立刻变成了哭腔说:“木有,木有,弄错了吧?他马上才回来地。”
爷爷不停地在地上撴着他的拐拐(仗)邦、邦、邦地响,说:“贼娃,做门(怎么)能骂毛主席呢?做门能骂毛主席呢!”
黑脸汉不容二妈的争辩,不理爷爷的哀告,推着二爸就要走。
“憨宝,我日你妈”,二爸骂道:“你多会听见我骂毛主席切?”
这个黑脸汉名字叫张金宝,我常听父亲提过这个名字,虽然他不是正式的村里民兵,可是总是混在大队,抓人、整人最积极,村里人暗中叫他“憨宝”,二爸最瞧不起他。
“一会看你哈(还)硬吗!打不死你。”金宝骂道。
眼见二爸被这伙人带走了,爷爷着急地说:“稳呢?稳呢?"爷爷冲妈妈喊到:“快去叫稳。"
稳是父亲的名字,他是队里的生产队长。此时应该在记工房和其他队长一起商量明天干活怎么安排吧。
队里的头头除了生产队长外还有政治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妇女队长,贫协代表等等。这些头头们中政治队长权最大,贫协代表和生产队长差不多,贪协代表虽然不参与劳动的安排,但是什么好事都必须参与,比如上级领导要来了,安排接待、吃饭、送礼等等。凡是不用干活还能沾光的事都必须由他说了算,更主要的是还给记工分。那时队里社员干话都有一张记工卡,干半天活,由生产队长在上面写上日期,盖个章,叫记工。两晌活就是一天的工。
妈妈和二妈一起向记工房跑去。我跟在后面。
下篇:二爸被整惨了
2 二爸被整惨了
此时父亲正好散会,正走出记工房的门,母亲还没说话,二妈抢先一步说:”稳,你哥叫绑走了,快!“
父亲大惊:”谁敢绑我哥,谁?咋了?咋了?
二妈急切地说:”是憨宝,憨宝,张金宝带地人。”
妈妈补充说:“雪(说)是骂毛主席。应该去大队了。”
这时,队里的几个干部都从记工房里出来了,走到了门口,父亲一把拉住政治队长周大龙说:“走,看看走,你可得帮我。”
我看到政治队长脸上先是闪过一丝的惊讶,听了父亲的话后又有瞬间的犹豫,不过也没有拒绝。或者父亲没有求他,他也该去看看,毕竟他是政治队长嘛。
贫协主席关有福两只手在上衣的衣襟上擦来擦去,说:“你们走,我一会去。”好像有急事的样子,我以为他想上厕所,不过后来还是没有去。
父亲拉着政治队长快步前走,就像小跑,二妈和其他队里的人在后面跟着。妈妈本来在前面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扭身看到我也跟在后面,就折回来抱起了我,快步跟着大家走向大队了。
进了大队的门,远远的就听见皮鞭抽打的声音和张金宝叫骂声:“我叫你敢骂我,我叫你骂我!”
二爸被绑着,吊起在戏台上,张金宝在抽打我二爸。戏台上就他俩,二爸在不停叫骂。
父亲大步流星的冲向了戏台根,“蹭”的一下蹿了上去,一把夺过张金宝手中的皮鞭摔在了地上,把金宝拽了个列缺差点摔倒。父亲怒声吼道:“你个憨宝,敢打我哥。”轮起拳头正揍在金宝的鼻子上。
金宝手捂着鼻子嚎叫道:“他骂我来着。他还骂毛主席。”
父亲说:“我还要打你,你来打我。”政治队长过来拉父亲。
张金宝跳下戏台,边跑边回头叫道:“你等着,你等着,我去告主任。”
二妈这时也爬上了戏台,二爸说:“快把我放下来。”
这时革委主任张金有身后跟了那两个背枪的民兵走了过来,金宝跑在他们的前面。张金有是张金宝本家堂哥。
父亲赶紧凑到二爸身边说:“打死都不能认。”二爸点了点头。
革委主任走上戏台说:“怎么绑了还吊了呢?谁让吊的呢?还没问清楚嘛!。老三,大龙快把人放下,你们先回,老三,你哥不能走,问清楚了再说,木事。都回,都回。”
父亲要跟着进大队部,革委主任张金有扭回头说:“你们就别去了,该回避。这是审查规定,明天没事就放回去了。别担心哦。”
张金宝赶快挡在了大队部小院的门口。我们都只好站在小院的外面。一会儿后,父亲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在这守着。叫爸别担心。”
二妈说:“好吧,我看有回来了没有,让他来和你一起等着。”
有是我大哥的名字,那年大哥14岁,是我二爸的长子,是红卫兵小将。我们村外有一条柏油马路,红卫兵们晚上总爱拿着红缨枪在公路上玩,铁枪尖在路面上晚上可以撇出火星,十分的壮观。
二妈和我们一起回到家门口的时候爷爷正焦急的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张望。
”爸,先回吧,他爸在大队呢,不会有事的。“妈妈说。
”骂毛主席可是死罪啊!你哥不会有事吧?“爷爷问。
”谁说他骂了呢?谁听见了?木有的事。“二妈气愤地说。
又过好一阵子后,我都该瞌睡了,大哥才回来,听说事情后连忙跑去大队了。
大概都该半夜了,父亲和大哥回来了,吵醒了我。听父亲说回来拿个盖的薄被子,革委主任说明天公社来人才问呢,今天晚上二爸不能回,要在大队休息呢。父亲让二妈拿了条薄被送去后也回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了急促的敲门声,外面有人喊:”三哥,快开门,你哥被打死了!“是大队通信员来喜的声音。
下篇:父亲被免职
3 父亲被免职
爷爷闻声大哭,父亲边穿上衣边冲出屋门,二妈也急忙往外走,二妈边走边慌不择言地大声劝爷爷说:”你娃命硬着,死不了。日本人都打不死他,肯定木事,先表哭。“
母亲看我醒来了,也一把拉起我给我穿衣服,然后抱起我,急急火火地走向大队部。
大队部的小院里的一间房门口围了好几个人,大家看到我们来了,迅速让开。
只见二爸躺在房间里的一条长木椅上,盖着的被子一多半落在地上,满脸是血。我“哇”的一声放生大哭,父亲一把掀起被角,双手抱起二爸的双肩,大声呼叫:“二哥、二哥、二哥。”
缓缓地,过了十来秒的样子,二爸“哦”地哼了一声。二爸没有死。
这时革委主任张金有,从另一间办公室里走了过来,递给父亲一张湿毛巾说:“我就说,没事嘛!来,老三,先给你哥擦擦脸。”父亲一把夺过毛巾,厉声叫道:“谁干的,我打死他。”
冷水的刺激,二爸嘴角动了动,睁开了双眼,看着围着一圈的人说:“我哈(还)木死吧,阎王牙(爷)哈不要我哩!”。
二妈嗔怪说:“哈(还)是胡别雪(胡乱说的意思),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当时村里革委会乱打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据说我们队里的“海”就是这样被乱打致残的,瘫痪在家里好多年后凄惨的死去了。“海”的全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听说是先被人拉进房子里,然后关了灯,被蒙了头,乱打。是谁打的,无从查证。主要是没人敢查啊,革委会的天下。
二爸看来被打的也不轻不过身上也看不出伤,就是脸上很多血,应该是头上被打破流下的吧,应该是被打晕了,下手还是挺重的。
父亲守了半夜以为没事了呢,结果还是没能幸免。一定有金宝的事,父亲决定要教训他。
这时门口有个人探头探脑地一闪,是张金宝,父亲跨出门,拉住他就是一拳,金宝“ 嗷~~”了一声就捂着脸蹲下了,父亲还要去踢,革委主任不干了,一把拉住父亲说:“你怎么乱打人?”
父亲厉声质问说:“你丫个(昨天)不是雪(说)木事吗?”。革委主任张金有说:“谁能挡的住革命群众呢?”,拉着金宝去了他的办公室。父亲想把二爸架起回家,突然来了几个背抢的民兵,挡在了门口。革委主任张金有在房子里喊道:“老三,你管不了,公社人马上来了。”
中午公社革委会来了个武装干事,看了看说,明天你们村开批斗会吧。
父亲急了,对革委主任张金有说:“怎么还没搞清楚,就要批斗呢?”
金有说:“老三,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正在风头上呢,各村都要有典型啊。上面有任务的。走走过场就算了,让你哥坚持下,我也顶不住啊!“
第二天,各队都不出工干活,全部集中到大队戏台前的广场里。墙上、门上、电线杆子上都贴满了标语: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到一切反动派,等等。喇叭里也不停的乱叫唤。
戏台上摆了一排桌子,公社革委会的头头和村里的革委会人员坐在戏台上的桌子后面。妈妈领着我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听见台上的公社革委会的人冲着话筒喊:”把反动分子带上来,绑了,吊起!“,我爸闻声急忙冲到台边说:”不是还没审问么?怎么就批呢?“
”革命群众说是就是,审什么审,批斗。你是谁呢?“公社革委会的人说。
”他是六队生产队长。很能干的。“张金有答道。
”你什么阶级立场,从现在开始,我宣布你不是了。批斗开始。“公社革委会的人气急败坏地说。
二爸被吊起了。开始群众声讨。父亲站在台前,村里都没人敢上来声讨。
突然有人在后面喊:”他干过八尺队,他家和张子刚是亲戚。“是张金宝的声音。
我的天,人群一下炸开了锅。下面乱了套了,乱发议论了,父亲也没招了,有人上台哭诉了。
下篇:二爸跳了井
4 二爸跳了井
这里交代下,乡民口中所谓的”八尺队“,应该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中条山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归属阎锡山管理。抗战初期英勇抗战,被打散后,散兵游勇,为非乡里,作恶多端,主要活动在我们村这一带,老百姓十分痛恨。张子刚是第八支队的一个小队长,家就是我们村的,和我家还真是亲戚,张子刚的母亲和我舅爷是堂兄妹,和我二爸没半毛钱关系啊。
据说张子刚抗战时非常勇敢,天生的杀人魔王,杀日本鬼子杀上了瘾,天天要杀人,三天不杀人就受不了。中条山战役失败后被打散,杀不了日本人了,他就杀老百姓,十里八村的被他杀的人很多。一次他三天没杀人,受不了了,就拿新磨的刀到他妈的脸上削了一片,我们村里现在上年纪的老人应该都听说过。他领的八支队各个都如狼似虎,对乡民也特别残忍,和日本鬼子一样祸害老百姓,村里的人都十分痛恨八支队。同样是抗日游击队的第十支队属共产党领导,活动在厦县一带,距离我村也很近,纪律严明,对乡亲们特别好,老百姓就十分爱戴。嘉康杰就是第十支队的领导之一。我们的康杰中学就是他所创建。
二爸和张子刚关系不大,我大爸被国民党抓兵抓走后,奶奶让二爸去找,二爸机灵,奶奶想让二爸有机会带回大爸。当时日军进攻太原,张子刚部就在我村里驻扎,所以二爸找过张子刚,张子刚给二爸出了介绍而已。当时抗战正急,二爸没找见大爸,自己也被国民政府征了兵。后来大爸在太原保卫战中战死,二爸随政府军撤退了。
现在张金宝乱喊,我二爸干过八支队,我家和张子刚是亲戚,不明真相的乡亲们一下子炸了锅。也不再给父亲的面子了,都争相上台讲述八支队的累累罪行,个个狠不能生吞活拨了我二爸,这下,我二爸可残了。
有些人到台上抱着我二爸用牙咬,有些用指甲抠,甚至有人挖了一把屎给他脸上抹。尽管父亲和二爸大声的解释,没有人听的进去。人们分明是把我二爸当成了张子刚来喧泄心中的怒火。据说张子刚由于民愤极大,抗战后被密秘除掉的,究竟是被国民党除掉,还是共产党除掉的,无从考证。他死以后,我村群众的怒火没有得到释放,这下有了突破口了。可怜的二爸成了替罪羊。
场面乱了套了,有失控的趋势,我看倒是台上的领导们看到自己说话都没人听了,就宣布今天批斗结束,明天再继续。
二爸被放下后,突然争脱了捆绑,拔腿跑了。革委主任张金有赶快命令民兵去追。
父亲、妈妈和我还有许多人都延着二爸逃跑的方向去找。我和妈妈掉在后面。一会儿前面去追的人有人折返回来了,边跑边叫:“富贵跳井了,富贵跳井了。”
我可怜的二爸,一定是感觉到能救他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断了,我的父亲被撤了职,失望之下,去自寻短见。
下篇:父亲搬来了救兵
5 父亲搬来了救兵
母亲忙抱起我往村口跑去。出了大队的大门往西到现在学校的住置往正南到村口的位置,距离公路一二百米的地方,那时有一口大圈井,又叫水车井,这口井现在早不在了,当时的这片空地现在早已住满了人家。
前面在《老家的房事》一文中讲过,我村的村南是水库地,这里虽然还没到水库地,但是水势也很浅的,我记得水面距离井口大概只有四五米,井口很大,井壁是用砖砌而成,直径大概有七八尺。我们经常在这玩。
母亲领着我到的时候,父亲在劝井里的二爸,我朝井里去看,二爸站在下面,所幸的是,水没能淹没他,二爸个子很高,此时他两手正抱着水车筒站在下面。(水车筒是放在水车井里从上到下的一根铁筒,当的的一种灌溉工具。)
父亲说:“二哥,你怎么能寻死呢!你上来,我一定有办法救你。”
有人拿来了长梯用绳子放到井里,然后父亲下去把二爸弄了上来。
这时大队革委会主任张金有陪着公社革委会干部也来到了井边。
公社革委会干部说:“他这是自绝于人民啊!对抗革命的表现嘛,今天先关了,明天再说。”
父亲对妈妈说:“快回去给爸说木(没)事,这会爸说不定知道了,哈不定急成说(啥)呢!”
看样子明天还要斗,我们一家人都愁眉不展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二爸不能去上班了吗?”我问。
“对呀!”父亲和二妈同时看着我惊喜地说。
“怎么不去找车站呢!梁站长是好人,一定会帮咱。”二妈兴奋地说。
“对,咱俩去站上。”父亲说。
“关键时候,还是我明娃提醒了我。”二妈说。
二爸内战时被解放军俘虏后,就跟解放军干了,解放后被安排在距离我村很近的半坡村车站工作。这几天歇班,他被抓批斗的事情恐怕车站领导还不知道呢!
梁站长来了,进行了交涉,二爸终于没事了。
二爸究竟有没有骂毛主席呢?
那时生产队里经常会集体吃饭,文革中做什么事情都要先背两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打饭也是这样。
一次社员正在记工房门口排队领饭,二爸下班路过,就随口说了句:“毛主席万岁,吃饭站队。”当时有人报告了政治队长,碍于父亲的面子,没有处理。当然这句话也找不到什么问题。
二爸向来讲话不小心,随心随意,或许是他认为自己不属于村里管吧,没当回事。他自己不知,同样生活在村里,他上班轻松有钱花,还能吃饱,有多少人嫉妒他呢!
还有一次他站在我家上房正堂对面的毛主席像前说:“毛主席啊,毛主席,你的老百姓个个饿的精瘦邦干,你却吃地那么席(土话胖的意思)。”当时每天来我家找我父亲的人多,或许被谁听到了,去报告了吧。
下篇:6 父亲再任队长
6 父亲再任队长
六七十年代,全国都在学习我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生产斗争经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陈永贵同志带领大寨群众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确实创造了农村生产的奇迹,大寨大队太多的生产经验值得全国人民学习,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之下,被加上了许多“左”的色彩,如把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纳入大寨经验之中等。加之许多夺权后的造反派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教条学习和推广大寨的东西,完全不顾本地的实际情况,完全要求群众也按照大寨的模式在平原上修造梯田和模仿大寨的水利措施,即劳民又伤财,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粮食生产也反而更糟,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概是一九七三年我家新房盖好后,父亲再次被推选为队长,那年我五岁了。
村里老百姓就是这样,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想到我的父亲,希望他带领大家好好干,可是干活的时候又想偷懒。队里有一句话是:是死是活,不爱跟着三哥干活,三哥就是我的父亲。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起来,天还不亮就打铃集合大家了,队里中间的位置有个电线杆,上面安装了铁铃。父亲等急了就在巷子里大喊,一家家的去拍门。有一句话形象的勾画出当时社员们劳动的形态:走地是摇,到地是熬,回来是跑,吃饭是捞。当时有很多时候都集体吃饭,都想捞一把稠的。
父亲带领大家干活的时候催得紧,干得急,中间不休息,跟着他的人就很有意见,都愿意让政治队长领队干。父亲于是就分组,分配任务,各干各,干完的休息,于是都想跟着父亲,没人想跟政治队长。
有些活可以大家集体干,有些就必须分开各干各,比如说往地里拉粪的活就只能单干了,最多两个人一人拉一辆车。这样有些人就可以偷懒了,装上一点点,在路上慢慢的摇。于是父亲只好论斤算工分,专门安排人称量。父亲总是拉的最多。
在父亲带领下队里的农业生产又有了起色,可是也有不少的意见。年底统一按照父亲在记工卡上的签章算工,父亲严格按照实际干活的情况签章,干部的开会、学习、招待等等活动父亲不给于签章,因为队里的干部有了补助工分了。这样政治队长和贫协代表最有意见。而父亲坚持的按照记工分分红的办法,又受到上面的批判,违背了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风尚。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成果。
那时农民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到记工房政治学习,政治队长和贫协代表就是主角。男人们抽着呛人的汗烟(自制的),女人们衲着鞋底,虽然枯燥乏味,却也不耽误工夫。父亲总是厌烦这些活动,却也不能落后。
政治学习,无非就是读读报纸,念念毛主席语录,然后由贪协代表讲他反复讲了八百遍的“苦难史”。
贫协代表关有福确也是从苦难的生活过来的。他的父亲是个好吃懒做的大烟鬼,自家的几亩薄地和房子被他卖光了,成了张克勤家的佃户。张克勤的父亲是张子刚的干弟兄,也是八支队成员,在村里欺男霸女,不过杀人放火的事情没有做。对关有福的父亲还算好,并没有亏待他。解放前克勤一家逃跑了,恐怕逃到了台湾,克勤的妹妹八几年的时候回来过一次,只见了我父亲一面,托付我父亲给谁带了些东西然后就走了,父亲没有详谈,我也不知更多情况。解放后,村里把克勤家的祠堂分给了关有福一家和另一家人。关有福成了我们队里的贫协代表。
每当关有福讲完的时候,海的老婆就会叹口气惨惨戚戚说:“唉!哈(下)一辈死苦,落了个地主;抽一辈洋烟(鸦片),落个江山。”记工房里就一片沉默。
现在的记工房就是当年海家里的别院。前文提过,海家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文革初被打致残,没几年就死了。海和他的父亲可是老老实实本份的人,没有干过坏事的。
下篇:7 父亲的困惑
7 父亲的困惑
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呢?父亲感觉十分的困惑,按照工分记工分红,可以杜绝偷奸耍滑,老实干活的人不吃亏,上面却要制止;老百姓粮食不够吃,家里面院里或是房前屋后种点南瓜、土豆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供销社买东西还要票证。象关有福这样,父亲就好吃懒做,败光了家底,还成了贫农,儿子也好吃懒做的人缺却成了红人,还很吃香。社会到底要怎么样呢!
父亲有时心里憋屈,回到家里还总是给我说说他的心里话,尽管他知道仅有几岁的小儿子更不知道答案,还是要问一问,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我十一岁时,生产队解体了,我也能回答父亲的问题了,父亲还有问我,那时我才正式的和父亲进行了交流。此时父亲虽然心里装着许多问题,但是他还是积极地给生产队里想着各种提高农业生产的办法。
父亲在巷外建立了积肥场,要求每家每户掏出炕洞里的灰全部倒在这里,定期去每家掏取鸡窝里的鸡粪,要求每家每户把自家里的茅坑挖的足够大,定期集体集中拉茅,统一倒到指定的地里。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社员们口粮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就是一年下来分到的粮食够吃了。贫穷还是照样贫穷!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上学了,生产队里的事情也就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是知道七六年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是队里的队长。队里社员越来越没有干劲,收入越来越低,哥哥姐姐也都大了,也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我家还是成了短款户,父亲经常到车站去干活补贴家里,生活依旧是捉襟见肘。(当时车站的临时工也是大队批了才行,公社也统一管理的。)
一九七九年生产队宣布解体,公社变成了乡镇,大队变成了村,各小队变成了小组,家家户户正式单干。集体的财产呢?能搬得动的,能牵得动的,做价分给家家户户,村民掏钱买,象牛马这些牲畜钱很多,大家买不起的,先分了,慢慢还。
这时的队长各个成了暴发户,大家掏钱买了队里的资产,钱到哪里去了呢?这时都忙着收拾自家的土地了,谁还顾得了这些。只见队长这个口袋里钱塞满了,就塞另外一个口袋。有人问:“不要会计记帐吗?”队长答:“队都分没了,要会计做什么?”
队里除了分给群众部分土地,仍留了很多土地让大家承包,而承包的钱又进了队长的口袋。甚至大量的土地被名义上队长的好友包走了,其实还是队长种。有一片地父亲很伤心,因为无论父亲把价格提高到多少,队长的好友还是加码,父亲明白了,这就是成心不让他包的,他们只是走形式而已。
父亲问我说:“这不是又走资本主义了吗?有地的人岂不是又成了新的地主吗?”
我说:“应该是吧,现在又鼓励发家致富了啊!国家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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