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小学是我在嵩县生活的最后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儿，长成了一个有许多梦想的少女。在那里有我一生也难以忘怀的同学好友，有无数次轮回在心中的四季变换。那里的山坡，那里的田园，那里的小河，至今依然清晰地印在脑海。那些野花野果，那些虫鸣鸟叫，那些清风雨雪，那些人事物事，每次想起，就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在胸中缓缓铺展开来，那种温馨悠然而生，在心间久久萦绕不去。这个小小的山区县城成了我永久的故乡。
西关小学位于县城的东边，出学校后门，沿着公路向西走约一公里的路程就是县城，那里集中了这个县里所有的繁华。
公路北边紧邻着一条水渠，每到晴朗的日子，水渠边就集聚了许多洗衣服的姑娘媳妇，花花绿绿的衣服伴着唧唧呱呱地说笑声，河水似乎也快乐了许多。夏天里面则总少不了玩水游泳的孩子们，暑气被这清澈的河水消融得无影无踪。
水渠北边就是连绵的山坡，到山坡上寻找野菜野果曾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站在山坡向南眺望，公路边的学校以及校园南边的村落及田野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就是远处的伊河在阳光的照射下也如一条银色的丝带若隐若现。
校园里有一条从水渠里引出的小溪，在山上看着就如一条泛着亮光的细线，依偎着操场从北到南穿过校园，由校园的大门边流向绕村而行的水渠。我曾无数次光着两脚在这条纤细的小溪里嬉戏，那无忧无虑的快乐至今难以忘怀。
小溪旁是一排粗粗的柳树，那时还小的妹妹经常让父亲把她放在树叉叉坐着才肯吃饭。她那自由不羁的天性从小就在父母的宠爱中彰显无遗。而我也因为父母宽松的教育方式，对任何束缚人强加于人的东西从心里有种反叛，对闲淡随性的生活方式有一种无限的向往。
西关大队的村民大多都居住在学校的南边，我曾无数次跟着同学到她们家玩耍，无数次随着她们去拔萝卜、掰玉米、拾麦穗，吃她们家做的菜窝头，烤玉米。最经常最有意思的就是跟着她们到山坡上摘酸枣，挖一种叫细辛的草药，回来后把酸枣核和细辛根晒干，拿到县城的中药收购站卖掉。
除了这些和小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还有一种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村里的大人做粉条和过年的时候杀那些傻乎乎的猪们。
秋天红薯成熟以后，各家都要出淀粉。每家都一下子洗出几大框的红薯，用车子拉到村子里的机房磨成红薯糊糊，到家后把这些磨好的红薯糊糊放在铺着细纱布的竹筐里，竹筐放在一个大水缸上，不停地用清水冲洗，直到糊糊变成散散的红薯渣渣，等到所有的糊糊都淘洗成了渣渣，然后就是等着水缸里的淀粉沉淀，再把这些淀粉放在一块干净的一米见方的细白纱布里兜着，挂在院子里凉晒成粉垛，最后把这粉垛打碎晒干就可以保存起来了。
做粉条的时候，各家把自己的淀粉拿到校园傍边的一户人家，这家有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面支起一口大大的铁锅，摆着大大小小的盆子，架着凉粉条的木杆，人们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孩子们围在出粉条的锅边，看着那个站得高高的人晃动着装满粉糊糊的漏瓢，随着他的晃动，一丛丛长长的细丝从漏瓢下飘落进热水锅里，傍边的人就快速地捞起这些长长的细丝缠绕在一个细棍子上往架子上悬挂，一排一排的粉条冒着热气，整个院子都雾气腾腾的。做粉条是个很累的活计，所以摇漏瓢的人不光要技术好，还要有力气。
与做粉条相比，杀猪似乎要轻松得多。只是杀猪的时候我并不敢仔细观看，听着猪的嚎叫我总是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等猪被洗得白白的，吹得鼓鼓的，我才凑近看看。
除了这些有趣的事，还有一种快乐就是每五天一次的集会，每到这一天，人们都要去赶集。赶集的那天，整个县城东西和南北方向的两条大街摆满了各种物品，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道中穿来穿去，离县城几十里路的村民也挑着自家的山货来卖，然后到商店里买回平日里需要的生活物品。我记得我母亲买得最多的就是鸡蛋，大的六分钱一个，小的五分钱一个。而父亲最经常买的就是金黄的柿子和大大的红枣。有一次我的妹妹自己从集市上回来，小心翼翼地兜着自己的衣襟，原来她用母亲给的零花钱买了一只毛茸茸的小鸡。这只小鸡后来长成了一只体态优雅的母鸡，可惜后来在公路上被过往的汽车给压死了，妹妹难过了好长时间。
除了这些玩耍的乐趣，我对书籍越来越有了浓厚的兴趣。每到礼拜天，我和妹妹都会跑到县城电影院外面的县文化馆开的阅览室，把里面的小人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着母亲发的零花钱到新华书店买新到的画书。因为去的次数多，卖书的阿姨一看到我，就主动告诉我来了什么新书，不过那时母亲每次给的钱只能买一本。所以每次离开书店都恋恋不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的喜爱从画书转移到了长篇小说上，我清楚地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父亲从县图书馆借的的《林海雪原》，从此我不可遏制地喜爱上了小说，看着那个时期能看到的一切书籍，整天沉浸在那些变幻无穷的故事里，也许就是那些书籍养成了我喜爱安静喜爱幻想的性格。
如今我离开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县城已经三十多年了，然而至今想起这个山区县城，想起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那么亲切温暖。
这是我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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