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叫“花瞎子”或者叫“话匣子”的盲人走村串乡给人算卦，收费五毛。有一次他听了我的八字儿，掐指一算，非常吃惊我这异于常人的汉字组合，摇头晃脑地说：“这娃儿不得了，将来工作至少在县级，去省里或者中央都有可能，你们可得好好供他上学，供不起的话我来供。”
我的八字儿在一众小孩子中间脱颖而出，母亲非常自豪，觉得我生逢其时，让她面子有光，于是掷地有声地说：“连瞎子都看见他将来的出路，我一定要供他，砸锅卖铁。”
我初二时跟同桌好友杨长海一起翘课，整天互相扶助，跑去乡里农技站后院那一堆废铜烂铁里寻找灵感，看看有没有制造飞机的材料，就好像我们能拼凑出一架飞机似的。晚自习和班级里的“圣手萧让”曹永飞合计，手绘街上录像厅的入场券，蒙混过关以便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结果，初二年级期末考试，除了政治课得了几乎满分的高分，别的科目都不及格，教导主任决定和我切割，让我回家种地放牛去。母亲得知结果后心急如焚，这完全不是砸锅卖铁能够解决的事，于是骑自行车去尧良街找到话匣子，送给他一盒点心，再卜吉凶。
话匣子微微一笑，说不妨事，这孩子的前途在上学上，教导处开除不了他，回去吧。
可是，不能坐等。母亲苦思冥想，脑筋急转弯，校长就是我舅爷爷，教导处不能左右校长的决策吧！就跑去学校找我的那位舅爷爷校长。记不清教导处后来是不是坚持不要我，只记得我去总务处交了学费，班主任也给我发了新书，我又重新坐回课堂上了。只是课程依旧是去年的。得亏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子学籍的概念，学生留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
母亲并未把她小小的成功当做终点。她郑重其事地和我谈心对话，问我一些当时能够触动内心的一些问题，核心是还愿不愿意将来留到县里，省里或者中央。
然后她隔三差五总要去街上赶集，顺便到班主任那里询问我的表现和测验成绩。我的内心真实是，我亏欠母亲太多，必须把失去的追回来，至于将来去哪里工作，倒是没放心上。每星期天回家，她总会有各种关于我的情报等我质证，解释得好还罢了，解释不好的话她那根荆条着实真的会落到屁股上。
运气还不错，初中阶段从此名列前茅，顺利升入重点高中。可见那根荆条真地管用。
高中阶段课程越发紧张，每月回一次家，母亲只关心我的班主任是谁，是不是名师。因为校长说过，只要考进来都能保证上大学，如果班主任老师是名师的话，前途就是光明的。在我看来，名师不名师的倒在其次，关键看我愿不愿意听他组阁团队老师们的课。
巧的是，并不愿意。于是成绩摇摆不定。
母亲又找来了，但这次跟初中大不一样，我们家跟校长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还是个副县级待遇，一个学生怎么能跟县领导提要求呢。母亲就去找我们村在这所高中任教的一位化学老师马伯。马伯听完原委说，学生要有强大的自学能力，哪有光靠老师的，老师要是都比学生强，咱的学生大概连一个名牌大学也考不上。母亲听后觉得有道理，方才作罢。
母亲记住了马伯的话，从此常跟我说人要有强大自学能力。我说我已经按你说的，实现了话匣子早年算命的预言了，还要怎样？
她看了抖音，听人家忽悠说，一个人要终生学习，才能一直往上走。人一生不一定要风生水起，起码学习了不至于退步啊，要一直努力。诶呀我滴妈呀，我都多大了，你在学习上咋还这么深的执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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