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虽然是西汉大儒，但我从小到大在历史课堂上听到的，都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理主张。说实话，对这个人没太多好感。
当然我也承认，"独尊儒术"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有利于快速统一思想，稳固政权。但是，这与我这个现代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信念相左。而且，只保留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斩除其他所有思想苗子，是具有很大的系统性风险的，因为扼杀了很多创新的空间。
何况，"独尊儒术"这个操作，跟秦朝时期李斯的"焚书坑儒"并无太多实质性区别。所不同者，李斯主推的是刑名法术之学，董仲舒主推的是儒学；"焚书坑儒"采用了大量暴力手段，"独尊儒术"没有。
不过今天不是来抨击董仲舒的。我翻《资治通鉴》时，看了董仲舒给汉武帝上书的政论文章，里面不少观点让我由衷认同。我对这个人的评价改观了。
比如，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上书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资治通鉴·汉纪九》：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士，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古代官吏的一个代称，是官吏职级的薪俸。上文中的"郎中"，是三百石吏；"中郎"，是六百石吏；郡守、太守等职位，官俸为两千石，所以也通常称为二千石吏。——可见古代人也是很质朴的，至少今天就不会用"万年薪工程师"、"万年薪设计师"来作为称呼别人的title。
在上面这段上书里，董仲舒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我们选拔的官吏，大多都是三百石、六百石、二千石官吏的子弟。而且在选拔过程中，会优先选择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人选。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家庭条件好并不意味着候选人优秀。而为了大汉天下长治久安，我们需要更多贤良方正的优秀人选。"
紧接着，董仲舒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官吏擢升制度有问题，谁干得久、就给谁升官。可是这样一来，一些能力或品性有问题的人，只要熬得足够久，也可以升官发财掌握权力。这对国家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
对这个"论资排辈"升官的问题，董仲舒进一步分析说：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官吏任职时期的政绩好坏来评价结果，而不是按任职时间的长短来分三六九等。所以能力还不够完善的人，即使混了很久江湖，也只能当小官；而那些能力品性出众的人，即使任职时间不长，也可以有机会做辅政大臣封疆大吏。
使用按"能力"而不是"资历"来作为提拔擢升的标准，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可以激励所有官员积极做事，全力以赴。——董仲舒在提出这个治理构想时，其实充分利用了所有官员的"私欲"。假定所有人做梦都想升官发财，ok，现在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只要干得好的人都有机会升官发财，干得不好的人，即使干很多年，对不起，也没有太多机会。这跟今天现代企业的KPI制度实在很像。
紧接着，董仲舒还提出了第二个建议：把选拔人才，作为所有管理者的"KPI指标"。所有列侯、郡守等两千石级别的官吏，每年都需要从自己治理下的次级官吏和百姓中，选择两个贤者，"进贡"到朝廷为皇帝工作。依据这些人的工作成果来进行评价打分，优秀人选的推荐者，可以得到奖赏；不良人选的推荐者，会受到惩罚。——这同样利用了人趋利避害的天性，逼迫他们去尽心竭力，搜刮人才。
这两个提议在我看来，真的很前卫、很天才。放到今天，也不失为非常好的激励人才、网罗人才的办法。
当然，董仲舒之所以为"儒"，一定是在除了利用人的私欲之外，还有更多精神上的主张的。从尊重人性对私欲的追求这点来说，董仲舒跟汉初的 贾谊 、晁错 如出一辙。不过，他也意识到，一味地鼓励追求私欲，容易把人心搞散掉。还需要增加文化上的引导，帮助大家建立信仰。用他的话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这很有道理。至于这个"教化"最后走到了"独尊儒术"的程度，从今天我这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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