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社会主流阶层为了整合政治力量,取得政治上的优势,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经常将婚姻与政治结合,于是这种婚姻也具有浓厚的交易特点,很难说有感情基础。
曹操对于曹魏集团而言,对汉朝的觊觎由来已久,因此,从曹操始,这个集团的婚姻就经常为这个目的所服务。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七月,“天子予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次年正月,“使行大常事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与宗正刘艾,皆持节,介者五人,赉束帛驷马,及给事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贵人于魏公国。”到建安二十年正月,汉献帝终于被迫“立公中女为皇后”。曹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纳给汉献帝为贵人,汉献帝的一举一动于是尽在曹氏眼下。
曹操不仅把婚姻作为夺取汉政权的一种手段,还利用婚姻来笼络天下豪杰,扩大自己的势力。夏侯惇是曹操的得力于将,为曹操鞍前马后效命十余载,居功至伟,建安十二年,“录(夏侯)惇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曹操至一度“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人卧内,诸将莫得比也”。夏侯惇如此忠心耿耿,恐怕与他和曹操的姻亲关系有相当大的干系。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夏侯惇族弟夏侯渊,“渊妻,太祖内妹”。夏侯渊之子夏侯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夏侯渊从子夏侯尚,“适室,曹氏女也”。夏侯尚之子夏侯玄,“(曹)爽之姑子也”。又皇甫谧《列女传》,“(曹)爽从弟文叔,妻谯郡夏侯文宁之女,名令女”。对此,陈寿评道:“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停、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夏侯家族自始至终追随曹氏,除了有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要求外,与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姻亲关系应该有很大关联。
荀彧有王佐之才,开始始曾依附于袁绍,后来感觉袁绍不能成大事,“去绍从太祖”。曹操久闻荀彧大名,称“吾之子房也”。于是在把荀彧倚为肱股、委以重任之余,曹操“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恽四弟荀粲因“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晋阳秋》)。
任峻也是曹魏集团中劳苦功高的人物,他刚一归顺曹操,曹操不仅任命任峻为骑都尉,而且“妻以从妹,见亲信”。官渡大战时,曹操命任峻典军器粮运,任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大战时的军粮供应,为曹操最后击溃袁绍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就是以婚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形式,笼络了许多英才,这在三国的乱世中虽不是创举,但无疑给他的事业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政治性婚姻在江南的吴国也很盛行。吴国是靠江南世族地主建立的,因此孙吴统治者既首先要注重与世族地主的联姻,还要注意与文官武将的结姻。
孙权陆逊世为江东大族,他从孙权的幕府起步,平步青云,是孙权帐下的重要谋士,孙权就“以兄(孙)策女配逊”。陆逊之子陆抗又娶张承女为妻,这在《文士传》中有所记载:“陆景母张承女,诸葛外生。至其孙陆景时,以尚公主拜骑都尉。景妻,孙皓适妹,与景俱张承外孙也。”
名将周瑜在婚姻上与孙权靠得最近,“权为太子登聘周瑜女”,周瑜与孙权成了亲家。
顾雍是吴郡吴人,在孙吴政权中官至丞相,其子顾劭少与陆绩齐名,“(孙)权妻以(孙)策女”。(《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刘备偏居西南的蜀汉政权的政治性婚姻虽不比曹魏、孙吴,但也很明显。据有益州的刘焉家族归顺刘备后,刘备也利用婚姻这一手段,加强内部团结。刘焉之子刘瑁死,其妻吴氏孀居,“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刘)瑁同族”,举棋不定,后经人力劝,“于是纳后为夫人”。(《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
太子刘禅,纳张飞长女为妃,后来立为皇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子关统都娶了刘备之女为妻,马超之女许配给了安平王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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