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南行中的人情往事

苏轼南行中的人情往事

《南行集》记录了苏轼还朝途中，自眉山，至荆州，沿途两个月中所见、所闻、所经、所感，共四十篇。作品主题大都涉及景物描写，人物叙事内容。集中涉及到人物共计17人，其中与苏轼相交者6人，相交的六人之间关系也存在诸多差异，有的是萍水相逢，有的是忘年之交，有的是上下级关系，还有的是师生之谊、连襟之亲。

萍水相逢识郭纶。

开篇首作《郭纶》，郭纶何许人也，与苏轼又何关系？

纶，乃“河西猛士”。昔日横刀立马，驰骋沙场，名震一方，英雄盖世。虽然如此，却不被赏识，在无奈中，他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萍水相逢。二十三岁的子瞻在这首诗中，表现出对英雄失路“无人识”无限的惜叹。不曾想，二十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其境遇与郭纶何其相似。南行所写第一篇、哀叹的第一人竟是多年后的自己，不知是因缘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必有定数。

春风得意偶相逢，岁月荏苒命殊同。

意气风发别忘年之交僧人宗一。

《初发嘉州》一诗中苏轼正踌躇满志，志在高远，“往意”坚决，诗中蕴含的真性情却令人倍感珍贵。“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诗中描绘了苏东坡离开嘉州前夕，宗一和尚与苏东坡特意来到钓鱼台相见话别。诗中简洁描述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二人间深厚的情谊。二人约定好时间，一个行路匆匆，期盼着早一点相见；一个早期先到，等候在江边。一等一盼，都期待着这次会见。

二人的渊源可追溯到苏东坡年轻的时候。苏东坡曾在风景秀丽的凌云山读书。读书读得疲倦了，就手持钓竿，到钓鱼台钓鱼消遣。 那时，常到钓鱼台钓鱼的还有乌尤寺的宗一和尚。宗一有德行，通医术，能诗文。他风趣潇洒，不拘泥戒条，虽然年过五十却与苏东坡成了忘年莫逆之交。两个好友常到钓台相会，或垂钓，或赋诗，或切磋学问，情谊十分深厚。

宗一和尚十分喜爱苏东坡的才华，想留他在凌云山住下来，于是出一联试探：“宦海奔波能得几时闲，莫辜负半日逢僧，共话沧桑钓鱼台。” 苏东坡感谢宗一和尚对自己的深情厚意，也舍不得离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然而他风华正茂，志在天涯，怎能孤守一山一水呢！于是吟出下联：“光阴虚度堪愁无处觅，最难是万家生佛，关怀涂炭进京城。” 宗一和尚理解苏东坡的报国情怀，就不留他了。不久，苏东坡随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进京应考。离开嘉州前夕，宗一和尚与苏东坡特意来到钓鱼台。两个老朋友坐在往日钓鱼谈诗论文的石头上，望着霭霭暮烟，听着三江涛声，心里涌起阵阵离别的惆怅。后来苏东坡回忆起那时情景，写了这样一首诗：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南行偶见王氏书楼。

南行中，苏轼与父、弟携眷赴京，沿岷江、长江东下，第一次见到了犍为王氏书楼，并写下《犍为王氏书楼》一诗，从此与犍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苏轼并未与王氏兄弟结识，只是在江边看到了当时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王氏书楼，当时的苏轼看到“楼观突兀起江滨”壮丽书楼，便心生向往之情。两家情谊似乎正因这一次的偶然，为日后的相识相知埋下了因缘。

二十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次年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苏轼和儿子寓居定惠院，人生地不熟，心情非常的忧郁。元丰三年来到黄州十来天后偶然认识了犍为王氏书楼的主人犍为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苏轼住黄冈，王氏兄弟住鄂州，两家人隔河相望。由于两家人意气相投遂成挚友，苏轼经常到王家吃饭并留宿。

被贬而遇到知己对苏轼是一大高兴事，两家人既是朋友又是蜀地老乡，解除了苏轼在他乡的孤寂。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写下了《别王文甫子辩》，《再书赠王文甫》回顾了两家人的交往并表达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也对这一段友谊进行了描述，足见情谊之深。

师生之谊、连襟之亲欧阳修。

苏轼南行中水路的最后一站是夷陵县。夷陵县正式恩师欧阳修曾经的任所。拜参欧阳曾经的住所“至喜堂”后，写下《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译文，表达对恩师的提携知遇之恩。

苏轼参加科举的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的第二名是欧阳修亲点的，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欧阳修在放榜后给梅圣俞写信，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欧阳修死后，苏轼还写了诗词纪念他。他俩还是亲家，因为欧阳修的孙女后来嫁给了苏东坡的第二个儿子。

南行中的苏轼遍览群山大川，寻访名胜古迹，结交文人豪杰，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其文纵横坎坷，意境旷荡，谈古论今，好不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