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人心目中曾国藩形象是非常具有正能量、高大上的：晚清中兴名臣、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其实他在年轻时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身上有各种的毛病。
他刚到京城进入翰林院时，春风得意、年轻气盛，又闲来无事，常常约了朋友一起吃喝玩乐。被他父亲看到后，丢下“节欲、节劳、节饮食”的训语，就离开京城回家了。父亲的当头棒喝让他如梦中惊醒。反省后他给自己立志：”不为圣贤，但为禽兽”，告诫自己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以古代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转变过程中，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唐鉴和倭仁师徒两人。
倭仁给他方法是写日记和敬畏、慎独。
记日记这件事，曾国藩一生当中除了中间断过一段时间，一直坚持到自己临终前一天。他通过记日记来反省自己每天的功过得失，像照镜子一样对自己进行自查自纠，促使自己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敬畏则是说要对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有敬畏之心；慎独出自《礼记》是说君子不光要在外人面前要有君子风范；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要遵规守矩，做到内心和外在表里如一。
他按这个方法做了五十多天后，发现没有太大的改变，就去向倭仁的老师唐鉴讨教，唐老师送他一字诀“静”，“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理，都是浮云！总是要静”，曾国藩听后如醍醐灌顶，感觉自己以往浮夸的毛病都是好动不好静造成的。从此，他便开始在“静”字上下功夫。
具体的方法就是静坐。静坐无论是在瑜伽、宗教中都有此法，曾国藩所说的静坐，不在于其形式是否盘腿，只要找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安静地坐一会。
如果在静坐时有一点动静就思绪万千，受环境影响那是失败的；如果如死寂一般，类似僧道出世的静会没有生机，对修身养性也没有太大的益处。他主张的静是蕴积，在安静的状态中积蓄一点生动的意念。就像冬至那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为世间万物有待生长的起点，也是最具生命力的起点。守住这种感觉：既安详、又充满生机，才是君子守静的根本。
当一个人能身形安静、思虑安定、胸襟安详。静生定、定生慧。才能淡定自如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内心清静，自有远大”。
遵从此法，曾国藩的人生从此改弦易张，革故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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