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一次我和内陆的小孩子吵架，他们骂：“番薯呀!番薯!”我们就回骂：“老芋呀!老芋!”对这两个名词我是疑惑的，回家询问了父亲。他打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着台湾说：“台湾的样子真是像极了红心的番薯，你们是这番薯的子弟呀!”我指着内陆说:“那，这大陆的形状就是一个大芋头了，所以内陆人是芋仔的子弟?”父亲大笑起来，抚着我的头说：“憨囝仔，我们也是内陆来的，只是来得比较早而已。”
然后他用笔从我们遥远的北方故乡有力地画下来，牵连到所居的台湾南部。我第一次认识到，芋头与番薯原来是极其相似的植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判然有别的;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北会落雪的故乡，也遍生着红心的番薯!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那些番薯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份。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持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瓤地瓜，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家乡的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的!”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当时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我乃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相思的天地吐露新芽。
父亲种的番薯收成后送了一大袋给我，放了许久，我突然想起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因少有人吃地瓜而改行卖牛肉面了。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其中的鲜红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三十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老人和父亲生长在不同背景的同一个年代，他们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里，只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可能只有那破了皮的红心番薯才能记录他们心里的颜色;那颜色如清晨的番薯花，曾经以卑微的累累球根互相拥抱、互相温暖，他们之所以能卑微地活过人世的烽火，是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有着故乡的骄傲。
我十岁时，父亲首次带我到都市来，行经一片工地，父亲在堆置的砖块缝中，一眼就辨认出几片番薯叶子。我们循着叶子的茎络，终于找到一株几乎被完全掩埋的根，父亲说：“你看看这番薯，根上只要有土，它就可以长出来。”如今我细想起来，那一株被埋在建筑工地的番薯，是有着逃难的身世，由于它的脚在泥土上，苦难也无法掩埋它。比起我种在高楼阳台的花盆中的番薯，它有着另外的命运和不同的幸福，就像我们远离了百年的战乱，住在看起来隐密而安全的大楼里，却有了失去泥土的悲哀。
星空夜静，我站在阳台上仔细端凝盆中的红心番薯，发现它吸收了夜的露水，在细瘦的叶片上，片片冒出了水珠，每一片叶都沉默地小心地呼吸着。那时，我几乎听到了一个有泥土的大时代，上一代人的狂歌与低吟都埋在那小小的花盆，只有静夜的敏感才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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