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在很多历史学家的眼中，是对于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十四世纪是朝代更替的一个频繁时期，在南宋灭亡后，主要经历了元代到明朝的变更。然而，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史中，中国同欧洲所走的道路逐渐分道扬镳；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同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大。著名的学者李约瑟著写过《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到过相关的问题：中国的科学为什麽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怎麽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蹟”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麽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起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处有机的自然观？这些问题是中国早期的科学史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常常与欧洲进行的比较。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力最大的问题集中一个方面：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西方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印度兴起？（李，1975）对于这个难题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与阐述。
其中在学者马可伊凡的观点看来，十四世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衰退并且回复得很慢，中世纪经济革命也停滞不前。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科技，特别是工业方面的科技。他在此提出了“高水平陷阱”的假说是值得进行探讨的。在他看来，“高水平陷阱”发生在14世纪，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土地的扩张，伴之以人口基数的迅速增加，导致人地矛盾加剧，因而产生了这种陷阱的现象。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一千多年裡领先世界，又被欧洲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约束。因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姚，2003）。在马可伊凡看来，中国历史上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在十四世纪其发展的活力已经消失。在他看来，中国的中古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著眼点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的“经济革命”。作为这一观点的基石，他指出宋代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即“宋代的经济革命”，归纳为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宁，陈，2010）。他在文中提出这样的假设：有两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层次不同的城市a和b，其中a是相对于发达的城市，而b是较为落后的城市，在a和b之间有足够的条件进行人口流动。a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但是人口密度也随著城市的发展增加。由于a 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劳动力到达与资源可以相协调的最大值后，剩余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已经开始下降，即人地矛盾开始加剧。在这个时候，a的人口向b城市转移，人口迁移所带过去的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应用，提高了b城市的生产力。长此以往，在一段时期内这样的活动有助于经济水平的发展，然而当中国所有的可耕地都被开发，而人口的增加的无限的，当达到向a城市那样的情况时，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问题。就如同中国初期的由北向南的迁移以及对极南地区的开发，对于中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促进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可耕地还处于不断的开发之中，人口基数相对比较小，人地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段。在十四世纪之前，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他举到福建的例子：在公元686年，在漳州还有一半的居民是野蛮的未开化的人，而到了十二世纪，福建的可耕地已经有所紧张，富人们已经开始开发山丘的土地进行种植，然而，随著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的增长，许多福建人已经放弃了农作物的耕作而向四周的区域移民扩张。在742-1078期间，已经有更多的人向长江以北迁移，如今的河南河北山东地区的人口激增。福建的例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高水平陷阱的存在，随著人口的增加与地域的扩大，在14世纪，高水平陷阱的程度只会加深。
除此之外，他还从中国的外交和哲学方面去阐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特别是沿海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国的哲学家更加注重自我的内省去了解自然和宇宙，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表象。
然而，在后期一些学者的看法中，对十四世纪转折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在《宋元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一著作中，学者李伯重对此转折点提出疑问，认为在十四世纪中国并没有所谓的转折点一说，并主要从农业的角度展开论述。中国与欧洲的差距也应该从别的角度探寻。他认为，在中国农业方面的经济是处于逐渐发展的阶段的，而不是如马可伊凡所说的经济停滞而后降低。总而言之，宋元明的转型中经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状态而不是一个转折点，在朝代的更替中虽然有过上下的浮动，但在长远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发展的。
马可伊凡的“转折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首先，他认为中国曾经有过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尤其是发生在宋朝，在科技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其次，在元明时期经济发展开始停滞并出现下降的趋势。李伯重先生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上分析认为十四世纪不是一个所谓的转折点，而是一段持续发展的时期。李伯重先生对于“转折点”的反驳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人口、可耕地、农业技术以及农业管理。在这里主要以江南地区为典范。与马克伊凡先生相似的是，江南地区的人口总体上是呈现增长的趋势的，在改朝换代之时虽然有轻微的波动状态。很多学者曾经把元朝视作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时期，征服的时期，大规模地充斥著血腥和暴力，将元朝视为转折点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近期这样的观点被质疑。从人口方面来说，宋元明时期人口的损失并没有像以往所说的那么夸张。一些学者曾经估算在元明朝代的转换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四十。然而罗伯特•海姆斯发现在1040-1374年间，在他研究的样本之中人口期望值并没有减少。在蒙古军队佔领江南地区之时，并没有对当地的人口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即便是在明初期，也没有发生大浩劫，因此，战争对与江南人口的损失还是很微小的。从总体上来看，江南人口增长，在宋元明三代间一直处于小范围的波动状态，也许会有下降的情况但整体并无大碍。
同时期，可耕地在面积上也有少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耕地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李伯重先生根据苏州府志、镇江府志、松江府志等官方数据自己进行了数据整理，得出江南在元朝至明初时期的可耕种土地的面积保持在相对平稳的阶段，在苏州和松江面积有显著的提高。对于耕地在质量上的提高，表现在对于洪水的控制能力有所提高，且单位面积的土地生产量也提高。例如，在浙西地区，由于常年降水量的不稳定，耕地对降水的需求量还是有所紧迫的。当地的农民需要储存一定的水量来维持耕种。从南宋时期到元，光宁镇的贮水工程的建设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之前的朝代，而且在元朝和明初，挖池的技术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也在很大范围上进行了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贮水的能力，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在东浙地区，相反的由于常年降水太多，容易造成洪涝灾害。例如在元朝，吴淞江和周围的河流被疏浚为了排掉夏天来自太湖的洪水，浏河与周围的支流的排水建设也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可见元朝时期进行了大量的水事工程的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因此，虽然伴随著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可耕地的生产力依然提高。在农业的生产技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很多学者认为科技的进步是有新的重要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却忽视了它们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能够应用，以及它们的应用能带来多大的提高。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些进步主要标表现在四个方面：水稻的品种、工具、肥料和种植模式。例如在农具方面，铁搭的发明和应用能够耕种坚硬且潮湿的水稻土。它能疏鬆土壤层，使得耕种的深度增加，增加土壤与肥料，水还有空气的接触面积，这样的方式更有利于水稻的种植。它还能够耕种冬天的旱地农作物，它可以用来挖沟渠排除过量的水，在水稻土上将小麦和其它旱作物分开耕种，将土地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随著农业劳动力、耕种、农场技术变更，在农场管理方面也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1、个体农场规模的减少；2、单位面积的耕地上，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3、单位面积耕地的产出增加。儘管农场的规模变小，但是劳动力生产力提高。虽然农场规模的减小常常被看作是退步，但是这点也恰巧反驳了自宋朝以来，由于人口压力增大导致劳动力收益的日益减少。
李伯重学者主要是从以上四个方面来反驳“十四世纪是转折点”的观点，在史料搜集和以往研究中都有著丰富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们对于耕地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马可伊凡学者与李伯重先生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首先，虽然李伯重先生在很多方面用史料证明了在宋元明时期中国农业经济并没有一直衰退，反而在长期来看是缓慢增长的，但所谓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已经在十四世纪发生并且一直在持续，相反，李伯重先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水平陷阱理论。高水平陷阱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一个是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另一个是工业存在规模经济。如果人口增长不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则农业剩馀就不会被人口增长所吞噬，工业发展因此可以得到资金；如果工业不存在规模经济，则工业可以在任何规模上生存，起点上的差别就不足以导致最终的文明分岔。在宋元明转化的时期，我们可以得知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收益。且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土地是有限的，农业资本回报则会高于工业资本回报。根据葛剑雄（1991）的估计，在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口一致在6000万到1亿之间徘徊；但是，经过清代的“人口奇蹟”，中国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达到了4.5亿。可想而知，在相对狭小的可耕地上要承载如此多的人口，土地的价值必然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相反，欧洲由于人口密度低，较低的农业水平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工业回报因此高于农业回报，资金向工业集中，欧洲因此向一个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姚，2003）。李伯重先生只是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作了详尽的描述，对于工业科技的发展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因此，关于“十四世纪是转折点”的问题，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的，不能从一个角度的观点去否定另一个角度。
而且马可伊凡的论据除了高水平陷阱之外，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思想体的方面也作了详细的阐述，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结果上看来，欧洲的核心区和东亚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彭，2003）。因此，儘管从数据的分析上来看中国在宋元明时期的经济没有出现太大的波折，但是已经与欧洲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分歧，这样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大分流的出现，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四世纪高水平经陷阱的条件的积累也可视作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总而言之，李伯重先生对于马可伊凡的“十四世纪转折点”的反驳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基于大量的历史数据和研究方法，在十四世纪经济发展的表象来看，中国的经济依然是处于平稳向上的发展状态，但这也已经为高水平陷阱的产生买埋下了伏笔。中国农业的高回报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拥有更多资金的人们只会选择投入农业发展而不是工业，因此，对工业的资金投入非常少，工业的发展无法形成规模，这些都是高水平陷阱产生的因素。在十四世纪，中国的高水平陷阱已经有发展的趋向，而且也是从元朝开始中国对于外贸开始有了政策上的限制，而且中国在中世纪的哲学思想也是偏向于内省，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阻碍的作用，这一切都指向了十四世纪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为何中国没有走上工业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十四世纪是转折点”在我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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