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目的
文/石岩磊
刚才看到一篇报道称：“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北大校园内来自农村的学生接近三成。进入21世纪之后，农村生源比例下滑得很厉害，2000年至2011年，北大农村生源比例仅为10％左右。”而且类似的状况在其它重点大学中同样较为普遍，文章也指出了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城乡间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感觉还另有隐情，是与读书的目的存在关联性。
从古至今，寒窗苦读的首要宗旨便是改变命运，古人通过科举考试，及第后可入仕为官，从而完成由学子到官宦的转变，不仅能够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养家糊口过上安稳的生活，所以人们会一门心思地背诵“四书五经”，也就出现了“范进中举”那样的笑话。新中国成立后，高考成为众多农村娃鲤鱼跃“农”门的窗口，考上大学即意味着跨入了国家干部行列，端上了“铁饭碗”，是一人得道全家受益的捷径，所以农民咬牙也要供孩子读书，甚至为确保一个有出息，可以让其他几个辍学务农。
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大学毕业后的学生绝大部分留在了城市，他们熬几年后便可反哺老家，或寄钱补贴家用，或给兄弟姊妹在城里找份零工做，考学便形同本小利大的投资，引得农家子趋之若鹜，也造就了众多农村明星学校。我所在的“满城中学”就曾因升学率高而闻名，很多保定市里的孩子都过来插班，原本能容纳50人的教室最多挤进80个学生，课桌间只有一尺多点的间隙，铅笔掉地上都无法弯腰去捡，需用脚先将其推到过道，然后小心翼翼地侧身拾起来。
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家不再对大学生包分配，文凭只是就业的一块“敲门砖”，且随着高校的扩招而大幅度缩水，就业难成了毕业生首当其冲的困惑，家长勒紧裤腰带让孩子读书，最后换来个“待业青年”，甚或养个“啃老族”，这也更苦了农家子弟。大人从土里刨食根本无法交足子女的学杂费，只好外出打工四处漂泊，而失去父母直接管束的孩子在读书时便很难有勤奋刻苦的自律，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出现整体性下滑就成为必然趋向，其中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反差和风险才是这一走势的根本诱因。
读书并非高不可攀的雅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不过是个谋生的途径，当其不再是改变命运的跳板时，家长们会无所适从，只是凭惯性仍拼命地挤兑着孩子要考第一，而学生也陷入了彷徨，不断在反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实际效能。在悖逆的拧巴状态下，许多让现实逼得不得不秉持实用主义的农民，谁还愿意做看不到希望的赔本买卖？所以他们开始放弃供养子女考学的希冀，在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后就赶紧催他们去找份工作，以减轻自己的生存压力，哪怕去酒店传菜或是到洗车场擦车也行，只要能自食其力便不再逼着孩子上学。
教育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素养，代表着民族兴衰的未来，当读书失去可使人安身立命的吸引力时，便会沦为半老徐娘的风尘女，风韵犹存而魅力尽失，人们只是在偶然一瞥间多些心动的感觉，但不会再为其狠命砸钱了。这让我想起崔永元做的一次题为《读书的目的是不糊涂》的演讲，不愿再供孩子读书，是家长的糊涂，还是众人的糊涂呢？我不得而知，但明白无误的是，寒门难出贵子定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阻断了农业大国主体人口的上升路径，就犹如让我们的椎间盘膨出，挤压到腿部神经后，必然会影响勇攀高峰的脚步。
20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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