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小学学历当大学老师
“五四”余风刮进偏僻的小山村,沈从文决定离开湘西,去“五四”新文化发生的地方,“学习我不明白的问题,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尽管他知道要搞“文学革命”,然而并不是很清楚到底什么是思想。
更现实的问题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乡下人”,如何在陌生的城市立身?
幸运的是,当时开放的北大允许年轻人自由旁听,那时的旁听生比正式生多了好几倍。
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小公寓里,沈从文只有一件破夹袄,三天两头饿肚子,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到图书馆“汲取营养”。
他还做着文艺青年的梦,想要凭借写作挣得稿费。
事实上,这个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的年轻人,连使用标点符号都有问题,而且又没有人帮忙推荐,投稿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他听说某家刊物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去的十几篇文章连成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此后,沈从文当编辑、做教授,对人都很有耐心,与这样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后来得到已经成名的郁达夫的推荐,挣扎了两年多,他终于以“休芸芸”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短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随后他接连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作品。
然而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让他受尽嘲讽,就算他出了名,甚至当上西南联大的教授,名气越大,嘲讽越甚。
“不是正途出身,是从后门进联大的”。
有个著名的段子说,在联大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02- 划为“反动派”后几乎封笔
新时期来了,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化为“反动派”、“桃红色作家”,甚至家人也不理解,连他当时所在的北大的学生也打击他。
大家都热情地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的时候,1949年的春天他用剃刀割腕自杀。幸运的是,亲友们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经郑振铎介绍,沈从文离开北大,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博物馆。
意识到自己“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后半生他几乎没怎么搞文学创作。
即便后来到四川考察,他觉得已经被新生活感染,但还是没能写出来。
1953年春,与他合作多年的开明书店发出一份公函:尊作早已过时,开明版纸型及全部库存作品均已代为销毁。
那些曾经很抢手的书,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作家还是那个作家。只是作家被当成“反动派”,作品的意义也荡然无存。
这件事几乎是断了沈从文搞文艺创作的想头,外人眼中的沈从文大概是要垮掉了。
他也时常自问:“我怎么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
然而泪水并没有淹没生命之火,沈从文开辟了自己的又一种可能,人们惊讶的看到他在新的领域的成就不亚于文学上的光彩。
-03- 博物馆里的小公务员
在博物馆,沈从文成了一个小公务员,每天按时签到,离开办公桌要跟主任打招呼。
家里距离博物馆有一定的距离,那时车很少,间隔也比较久,沈从文为了上班不迟到,常常天没亮就出发。
路上买个烤白薯当早餐,顺便暖暖手,到了单位时,常常门还没有开。最早的历史博物馆在故宫午门,即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不允许生火,能坚持下去的人很少。
其实早在刚到北平的1923年,沈从文住在琉璃厂附近,他已经对那些古物古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总能从中读到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甚至能感受其中的人的故事。
“这些坛坛罐罐,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研究文物和写作一样,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老作家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待遇,说自己的工资不能超过馆中的领导。坚冰逐渐融化,他逐渐得到信任。
沈从文穿着厚厚的棉衣,早来晚走,工作时间从不闲谈。一刻也不让自己歇着,埋头写卡片,清理文物。下班时间到了也浑然不觉,经常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历史博物馆里,参观的人总能看到这样一个讲解员:他温文尔雅地为参观者解答问题,他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却带着很浓的乡音。告别文坛多年,此时的观众都不知道,这个讲解员就是曾经的知名作家沈从文。
“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04- 倾注半生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53年冬天,周总理指示博物馆编写一部“中国古代服装史”,以作国礼赠送外宾。馆里把这个任务交给沈从文,此时他62岁。
其实他是开心的,因为他早想做这么一件事,只是条件有限。现在有了总理的“尚方宝剑”,他可以大展身手了。
他用五个月选出两百多幅图片,并配上二十万的说明文字。通过层层审定,书稿终于完成。1964年4月底交给出版社后,沈从文身体也垮了。
他的血压常常高到两百以上,心脏隐隐作痛。然而书没能按时出版,因为“文革”来了。
1969年下放到湖北干校时,他仍心心念念他的研究,虽然手边没有资料和工具,但十余年的沉淀,那些资料影像仍重叠在他的大脑深处。
硬是凭记忆,将书中应该增补的图案一一写出。甚至将几乎空白的二十个专题一一增补,身边的卡片、稿件又增加了一大堆。
1972年,他被允许回京养病,屋子实在太小,他把各类图录挂在细钢丝上或者贴墙上,所有能摊开的地方都摊满了。
他要回要出版的书稿,将那些在干校的积累成果填补进去。
不久,张兆和退休,单位给他们家分了两间房子。这时,每到下午5点钟,总能看到沈从文提着一个篮子,他在张兆和那里吃了晚饭后,把第二天的两顿饭放在篮子里,继续走向他的“小小工作室”。
年老多病的沈从文知道自己身体随时可能出状况,所以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更加急迫。
他的助手回忆说:“沈夫人经常打电话到工作室,你们快来吧,沈先生已经好几天不笑了。”那时的沈从文只对服饰研究的相关资料和工作进程感兴趣。
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香港出版,引起轰动,他为了这样一个结果等了17年,也继续工作了17年。
然而他却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合格的公民。
汪曾祺说:“沈从文所有的小说都从水边流过,他是水边的抒情诗人。”沈从文做文物研究,仍然是“水边的抒情诗人”,他是在中国的文化长河里抒情。
-05- “热爱”和“耐心”是他成功的法宝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这是沈从文写给“文学”这个一辈子的情人的情书。
后半辈子他的创作理念与时代理念不符,几乎封笔,但他仍然心系他的文学世界。直到去世前夕,他才像出土的文物一样,重新被世人发现价值。
他被提名为“1988年诺贝尔奖候选人”并且进入终审名单。遗憾的是,他没有活到11月获奖的那一天。
“我没有天才,就是两个字,耐烦。”
看似软弱,实则强硬。对于世人的嘲讽,他不会辩解。但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他不愿意做的事,始终是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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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获的喜果里暗含经年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