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孙立人和蒋经国屡屡发生争吵，张佛千劝说：“你跟蒋经国拍桌子吵架都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表态，比如说蒋经国这个人很好、很努力。你要讲了，就一定会传到蒋经国的耳朵里，这样可以缓解你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张佛千还说：“反对的人讲他好，那是真正的好，这也是他愿意听到的。”
孙立人说：“我试试看”。但实际上，孙立人很反感这种方式，事后根本没有当回事。
1949年9月，孙立人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次年3月又兼任陆军总司令、训练总司令。张佛千同时兼任这三个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但他对孙立人的练兵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为靠着台湾一省，最多再练几个师，无论这几个师练得多么好，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据张佛千回忆，蒋介石败退到台湾是从台南秘密上岸的，当时孙立人在台北，张佛千和防卫副司令、参谋长便一起赶往高雄迎接，分别晋见，副司令和参谋长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张佛千进去则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主要汇报孙立人练兵的情形，语多赞誉。
蒋介石心怀戒心，为此先后三次问张佛千是怎么来台湾的，前两次，张佛千回答说是调来的，直到第三次，张佛千才听清楚这是在询问和孙立人是什么关系，他便很快回答：“我和孙司令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庐江人，我们早就认识了。”这才解开了蒋介石的心头之结。
不久，孙立人返回基地，一边把腿架在桌上，一边听张佛千的汇报，还高兴地说：“没人帮我讲话，讲我们训练的苦处，就你讲得好。”
1950年以后，美国军方毫不掩饰地表示要扶立孙立人，张佛千认为，后来导致孙立人兵权尽失惨遭软禁的所谓“孙立人兵变案”，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张佛千回忆，蒋介石对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本来是很信任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孙立人个性耿直，具有浓厚的职业军人色彩，他的态度，他的性格，都不可能使他干兵变的事情，所以蒋介石最后对孙立人下手，还有另外深层次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则是，是蒋经国为夺取权力，先抓特工、警察、宪兵，并利用担任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欲在军队中建立政工制度，这必然要与孙立人“军队就是军队，不宜附有别的单位”的想法产生直接冲突，加之本与孙立人关系密切的美军顾问团在此问题上也鲜明地站在孙的立场上，不能不让人感到孙有假美国人自重的成分，这就引起了蒋氏父子的疑虑。此外，黄埔系将领的嫉妒，也使孙立人的处境十分不利。
张佛千一向自认是个有主意的人，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但是在蒋氏父子和孙立人冲突发生后，他却一筹莫展。张佛千既不能说服孙立人改变其观点，更不能在蒋氏父子面前表白孙立人的可靠，居间斡旋的路显然走不通。
蒋氏父子为剥夺孙立人的兵权，就以破获子虚乌有的“郭廷亮案”和郭廷亮系孙立人多年部属为由，迫孙立人负“失察”之责并自请辞职。
其实，“孙案”尚未发生，台湾就盛传要有人事调整，削弱乃至剥夺孙立人兵权的趋势就已显现，但孙立人毫无察觉，还天真地指示张佛千挡住即将到来的人事调整，张佛千审时度势，知此事根本不可能，便对孙立人说：“你要我挡住调人的事，我现在挡不住，一定要换人，连我自己也可能调走，我不如趁早辞掉现职。”
孙立人开始还劝张佛千静以待时，后来看他去意已决，又担心张佛千真的被调走，便不再阻挡。张佛千虽离开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但孙立人仍让他组织设计委员会，任委员，这是一份无权的闲职。
很快，由蒋经国指派的蒋坚忍就接替了张佛千的职务，这令孙立人大为恼怒，蒋坚忍上任两个星期，孙立人都不召见，也不给安排住房和车子，弄得司令部的几大处长都不敢同蒋坚忍来往，有人觉得不妥，建议张佛千加以解决，张佛千也觉得这样意气用事终究不是办法，便告诉孙立人：“你要是恨蒋经国、蒋坚忍，就不要这样，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大事让蒋坚忍找贾幼慧副总司令，小事找我。”
孙立人于是答应召见蒋坚忍，这样就打破了僵局，从这件事上可以明显看到孙立人的军人作风和性格弱点。
作为跟随孙立人多年的部下，张佛千在株连甚广的“孙立人兵变案”中没有牵扯进去，被许多人认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有的甚至猜想张佛千是蒋经国派去卧底的。的确，孙立人走红时，文武大员请他赴宴，一定有张佛千陪侍，孙立人有时发出的任命，张佛千也能够大胆收回，司令部的人都知道张和孙的公谊私交都很好。
1955年8月“孙案”发生后，蒋经国系统抓了好几百军训班的学生，施以严刑拷打，为搜罗证据，还逼问“张佛千跟你们说了什么？”可张佛千虽兼任三个司令部的总政治部主任，却不常露面，因为他不愿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无聊的开会和训话上面，所以这些学生并不知道张佛千。再说，孙立人忽然免除张佛千的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给蒋经国等人造成两人关系突然变坏的假象，这些正是张佛千未受株连的真正原因。
多年后，张佛千在谈到孙立人幽居台中30多年的情形时，表情凝重，他显然为老长官兼好友孙立人悲剧性结局而痛心疾首。然而，历史的尘埃落定，也只能给后人留下沉重的叹息和无尽的思索。（来源：文史知识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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