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党的生日在即，又一次勾起了我对老父亲的思念。
老父亲和党同岁，如果健在，今年应该97岁了。
父亲年轻时就接受党的先进思想，他的老师党炳坤同志是洛南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父亲跟随老师党炳坤同志早早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并在1945年4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由于白色恐怖，他老师撤离洛宁，由于当时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于是父亲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洛宁解放前夕，有两个陌生人突然找到父亲，询问父亲入党的事宜，由于当时洛宁依然由国民党统治，父亲对来人身份也不清楚，同时也为了保护老师的身份不被暴露，父亲对来人否认了入党的事实。
年轻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声说不，竟成了父亲一生的疼痛，父亲的档案里从此有了自动脱党的污点，党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父亲都会因为这个污点遭受批斗、游行或挨打。
（二）
1947年农历7月15日，洛宁解放，共产党占领了洛北县城，当时洛南依然由胡宗南残余部队占领，而且土匪组织猖獗，剿匪形势严峻，父亲一直跟随洛南县长张逢溪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剿匪胜利后（1949年3月）洛南洛北合并，父亲当时作为文化干部被组织上安排到王范镇担任王范完小校长，负责当时的文化扫盲工作。
王范是个大镇，由于解放的早，组织生活很健全，父亲不久后就发现，镇里开会时总有几个人先开个会前会，然后再安排会议开始，父亲不知道为什么，问了同事才知道那个会前会原来是党员会议。
父亲很是纳闷，问了当时的区领导，区领导告诉说区里的党员名单里没有父亲，又告诉父亲再等等，说洛南的地下党名单还没有统计出来，等接到组织通知后再参加党内活动也不迟。
一直到49年底，组织也没有通知父亲开党员会议，父亲就去组织部询问，当时的组织部长徐元卿同志告诉父亲已经脱党了；父亲问能续不能？徐部长说太久了，不好续了，你再写申请入党吧。于是父亲于1950年3月再次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考察半年后于当年9月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简单认为只要继续在党能接受党的领导开展革命工作就行，没有想到这段经历成为了父亲无论如何都给组织解释不清的历史问题。
（三）
后来，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的脱党问题都会被旧事重提揪住不放，父亲每遇工作调动或有政治运动都要向组织及群众书写材料交代自己的脱党经过。特别在肃反运动中，父亲再四书写材料检讨过去都不能过关，父亲为此十分苦恼。
终于，党组织经过调查后对父亲的脱党历史给出了结论，1957年春县委派杜逢亭同志和父亲谈话并出示调查结论：父亲于1945年春在陈吴新村桃园由王绍杰同志（洛南早期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入党，后来党组织派人和父亲联系拒不承认，故决定除名不承认其为我党党员。
父亲看到此结论后认为有出入，父亲实际介绍人是党炳坤（洛南早期地下党负责人，于1948年在桃村突围战中牺牲），父亲是秘密入党单线联系，而调查材料显示和父亲同时入党的还有张振声（解放初期县公安科秘书，1952年饮弹自尽），韦万儒（解放初期团县委副书记，1953年自尽）。
父亲认为材料虽有一些出入，但当事人大多已经牺牲或死亡，查无对证，王绍杰虽健在但正在接受审查和批判；另外想好歹组织给个结论，以后不再纠缠不清，也可以好好给党工作了，于是父亲在调查结论上签了字。
父亲当时认为从此自己的历史问题算是有结论了，可以不再无休止的过关交待了；其实，伴随了父亲一生的疼痛才刚刚开始.....
（四）
1966年8月，父亲参加了卢氏四清工作队，在工作和学习中，父亲认识到了自己自行脱党是他历史上一个重要问题，66年下半年父亲从卢氏回到长水学校时（当时父亲任洛宁二中校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父亲的回忆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967年春，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一定要我交待历史问题，我不交待不行，交待又交待不清，几次交待都没有满足革命小将的要求，满足不了革命小将的要求，革命小将就一直抓住我这个问题不放，硬要我说明，你自己交待入党介绍人是党炳坤，为什么培养人是王绍杰，你到底是脱党，还是叛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才违背政策，亲自去访问了证明我入党的王绍杰，从访问王绍杰中我才得知，原来1947年解放后，张逢溪区长（洛南第一民主区政府区长）在联系地下党的情况时，他将我的名字汇报给了张逢溪。”
至此，父亲算是了解了组织调查落实他由王绍杰培养入党的来龙去脉，但他此时已是有口难辨，如果推翻原组织结论他就是翻案，还会牵连出王绍杰（文革时红卫兵小将让王绍杰交待介绍我父亲的入党细节，王说不清楚，还被红卫兵煽了一个耳光），如果不推翻原结论，他就交待不清楚他的入党介绍人究竟是党炳坤还是王绍杰，交待不清楚也就说不清自己究竟是脱党还是叛党。
后来我在父亲断断续续的日记里了解了父亲当时心里苦闷极了。
父亲认为：党组织为了弄清自己的脱党问题，花费人力财力调查了解，在明明看到调查结论有出入时，为了早一点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不坚持原则，不实事求是在结论上签了字，他认为这是欺骗组织、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父亲为此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五）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大火熊熊燃烧，父亲的历史问题也迅速升级；先是脱党问题升级为叛党，接着走资派、当权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缄三派等各种帽子纷至沓来，满校园的大字报，满街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各种形式的批斗会、检讨会和认罪会不间断，还常常戴着高帽子被红卫兵押着在口号声中游街示众；为了让父亲低头认罪，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小将们会别出心裁的让父亲跪板凳、坐飞机，斗争会开到激情飞扬时，还会有红卫兵对父亲拳打脚踢煽耳光。
在那个年代，红卫兵小将们年轻气盛，被共产主义理想鼓舞的斗志昂扬，充满了砸烂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激情。
在文革期间，父亲被停职反省，停发工资；文革后期，父亲接受劳动改造，下放农村的生产队放牛喂猪，得以摆脱了肉体的摧残。
多年以后父亲对我说，洛宁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先从学校燃起，因为学生们的思想单纯，容易冲动，洛宁教育系统的干部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比行政干部严重，而在教育系统内父亲受症最大。
（六）
父亲想到了自杀。
他找好了地方，并准备好了自杀的绳子。
细心的母亲发现了父亲的异常，她藏起了父亲准备自杀的工具，和大哥日夜守护父亲不离左右；有批斗会时母亲和大哥会尾随到会场外面，待批斗会结束了就伴随父亲回家。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对守护他的母亲说：你们放心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不会自杀了，自杀是懦弱的表现，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是要配合党组织说明情况，查清问题，检讨错误，取得党的信任，努力工作，以证清白。
感谢父亲在生死悠关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得以平反昭雪，恢复职务和工作，实现了继续为党工作的夙愿。
（七）
一九六九年夏天，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姓杜的同事因不堪忍受批斗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开，在洛河南陈吴老家日夜为父亲提心吊胆的奶奶耽心会是父亲，于是派二姐去洛河北长水以探究竟。
二姐当年二十岁，如花的年龄，她赶到长水后看到父亲平安也就没有告诉母亲此行的目的，二姐为了急于回老家给奶奶报平安，于第二天就急匆匆的要返程。
当时天降暴雨，洛河南北那时候还没有通桥，母亲担心河水暴涨有危险不让二姐回家；但二姐回家心切，她趁母亲上班时偷偷走了。母亲不放心二姐，在上班中途回家发现二姐走了就急忙往车站追赶，但客车已经发走了。
二姐在县城下车后，到河边渡船，暴雨后的河水急浪翻滚，把河岸底下冲成了空洞，年轻的二姐并不知道，她站在河岸上喊对面船夫时，脚下河堤坍塌，二姐被急浪卷走，待被打捞上岸时已经溺亡。
父亲痛失爱女，肝肠寸断，回家掩埋了二姐后，便更加沉默寡言，常常大半夜抽烟不说话。
家人知道父亲伤心欲绝，从此再没有人提及二姐。有客人问起我们姊妹几人时，大家会不约而同的回答姊妹五人（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共姊妹六人），二姐就这样淡出了我们的家庭。
但我知道，在父亲的心里一直都有二姐的位置。
（八）
文革时期，我还是个孩童，对文革初期没有什么记忆，到了文革后期，我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我记得彩旗飘飘和满墙的大字报，我能认识父亲的名字被倒写而且还划上了大红叉；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突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说是迎接最高指示，然后就有一帮人冲到我家，给父亲戴上了高帽子五花大绑，背上插了许多纸糊的彩旗带走了；
我还记得我会和一些玩伴们在中午快吃饭时，一起结伴到洛宁二中的毛主席像台前，过一会就会看到父亲一行大概七八个人，从一个会议室列队出来，他们走的毛主席像前会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毛主席语录后，右手举起齐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连说三遍后去吃忆苦思甜饭，吃完饭后依然在此回来诵读然后离开；
父亲和蔼慈祥，一般不发脾气，有一天父亲不知为何大怒，把家里的馍篮子扔到了院子，但我走到了父亲的跟前，父亲就对我微笑；自古皇帝喜长子，百姓爱小儿，我后来想，在那无望的岁月里，也许天真无邪的我才是父亲心里最纯净的安慰；
后来父亲下放到长水平峪村劳动改造给生产队喂猪，母亲送我去给父亲作伴，父亲会在空闲时教我识字，父亲用树枝在地上教我认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不怕远征难”.......我的启蒙教育就从那里开始，是父亲教会了我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我后来正式上学时直接就上了二年级；
从平峪村回家路上，走不动了时父亲会抱着我，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父亲会自言自语的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父亲还会唱革命歌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血腥风雨般的记忆，在我的孩童时代，心里满满都是父亲的爱。
（九）
老父亲大半生在教育系统工作，自然是桃李满园。
九十年代末，我在地矿局工作时，有一次到长水下乡上山到矿区，一路和向导攀谈时说起了父亲，他说：我是你父亲的学生，他是我们的老校长，他是个大好人；然后他又说：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大症了，我这一生听到的最惨的叫声是你父亲挨打时候的一次喊叫，我终生难忘不忍回忆。
我问他当时的情景，他说：那一天晚上在二中的礼堂开批斗会，造反派让你父亲举起双手光腿跪在板凳上，在问话时有造反派学生拿着破开的竹子条打你父亲的小腿肚子，中间有人推灭了电闸，在漆黑混乱的一刹那，有人把你父亲一掌推到了台子下，你父亲摔下去时候发出了一声惨叫，我至今不敢回忆......
在父亲学生的叙述中，我突然间就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会想到了自杀，父亲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姊妹几人述说过这个场景，多年后父亲的小腿上都有伤痕印记，只说是文革挨打留下的，想必就是破开的竹条留下的烙印。
父亲平反后，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长水看望赵书仙叔叔（父亲的老同事），走在街上不断有人非常礼貌的问候父亲并说话，我问父亲怎么有这么多熟人？父亲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接着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大部分都打过我。我问父亲：你恨他们吗？父亲当即就说：不恨，他们当年少不更事，他们现在一定很后悔了。
（十）
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共洛宁县委发出宁字（1979）21文给父亲平反，内容如下：
各公社党委、县直各单位：
张恒声同志，原任洛宁二中校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刘建勋、关廷秀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张恒声同志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缄三”派等进行批斗，使其受了委屈。县委决定为张恒声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强加的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散发的材料清理销毁，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予以平反。
县委文件下发后，父亲流下了泪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慈祥和坚强，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了父亲的眼泪。
在组织征求父亲对恢复职务及工作的意见时，父亲说：我大半辈子都在教育系统工作，就还在教育系统做些贡献吧；组织上尊重了父亲的意见，决定安排父亲回教育局工作。
当时的教育局长李和智叔叔听说老领导回局里工作，就到县委提出由父亲担任局长他给父亲做副职的请求；父亲得知情况后告诉组织部的领导：李和智同志我了解，品质好能力强，是个好干部，教育系统的干部任职要有连续性，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愿意给李和智同志做好助手。
后来李和智叔叔在接父亲回教育局工作时又说：老领导你回局里做一把手，我就做你的助手。父亲说：怎能那样做，我老了，你们正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时期，你做正职我做参谋就行。
一九七九年三月，父亲回到教育局工作，担任副局长职务，原职级待遇不变。
父亲一九五二年担任洛宁文教科科长时，行政级别十九级，月工资72元；经历了二十五年的风雨人生后，于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时依然享受五二年的行政级别和工资标准。
在当时（1979年），父亲的行政及工资标准仍然是教育系统的最高职级。
（十一）
自父亲1979年平反复职到1984年光荣离休，这六年时间应该是父亲革命生涯中最愉快的时光；一辈子给党交待不清楚的脱党问题予以平反，父亲的心里驻进了阳光。
新的领导班子对父亲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照顾和关心，局里的新老同志以及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都十分尊重父亲；父亲脸上常常写满了微笑。
父亲五十年代担任洛宁文教科长时，洛宁的教育在洛阳地区名列前茅（除偃师灵宝之外，谁也赶不上），父亲恢复工作后就认真调研了洛宁教育落后的现状，查找洛宁教育落后的症结，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方案，李和智局长支持了父亲的建议，那几年领导班子成员齐心协力抓教育，十分团结和谐。经过几年的努力，虽然没有达到上游，但洛宁的教育在洛阳地区的排名上了几个台阶。
1984年，父亲在64岁时离休，1990年又根据政策享受了县级待遇。
离休后父亲又爱上了练字，父亲读过私塾，有毛笔功底，不久书法就有了很大的提高，作品有时候会参展并有获奖。书法棋友们也常常会去我家里喝茶聊天，下棋练字，其乐融融。
其实，父亲的心里还是有深深的伤痛，只是我们并不知道。
（十二）
我在团县委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看见父亲去县委组织部找当时的孙淼部长，当时父亲已经离休了，他找孙部长有什么事呢？
我回家问父亲，父亲说：还是关于我的党龄问题；我认为我的党龄应该从1945年算起，当时我是因为白色恐怖时我的领导人撤离洛宁才给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主观没有脱党的意愿；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我依然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起在洛南党的负责人张逢溪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直到洛南彻底解放。虽然我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本照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我的党龄应该从我第一次入党算起。
当时感觉父亲说的也有道理，但我想，父亲已是古稀老人，从入党到那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组织上会来落实一个离休老人的请求吗？我实在不忍心让父亲再为他的历史问题奔波纠结。于是我安慰了父亲，劝父亲认真练字，安度晚年，不要纠结过去，给自己找不愉快。
记得父亲当时曾这样说我：你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你不能理解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和党的感情，也无法理解在战争年代我们给党立下的誓言，更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党龄问题这么在意.......
父亲的话让我很惭愧，我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党组织怎样答复了父亲，但我知道了脱党的问题其实是伴随了父亲一生的疼痛……
（十三）
时间到了2004年，父亲病了，癌症。
在病榻前守护的日子里，父亲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解放前，咱们家房无一间，地无一陇，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后，咱们家才有了窑洞和土地，你爷爷奶奶才过上了劳动自给的生活；
感谢你爷爷在食不果腹的生活环境里送我去学校念书，我在学校接触了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我老师党炳坤的介绍下我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一生算是很幸运的，我的战友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我的同事有的在建国后的运动中自杀了，还有的带着右派的帽子还没有看到平反就去世了；我在有生之年，党组织给我平反昭雪同时还恢复了职务得以继续为党工作，和逝去的同志相比我十分幸运；
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批判和批评改造，对党的贡献不多；但让我欣慰的是你们姊妹几人都诚实善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自食其力，我很放心；
我唯一的遗憾是党组织在对我的历史问题纠正平反时没有涉及到我的党龄，既然否认了我是叛徒也应该承认我的党龄；
我自1945年加入共产党，就一直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论在什么时候我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没有动摇过对党的忠诚和热爱！
你们姊妹几人如果理解了我对党热爱，就会理解了我为什么对我的党龄不能释怀；
我已到耄耋之年，来日不多，想必是要带着这一份疼痛去见马克思了。”
（十四）
200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
在一个冰雪交加的日子里，党组织为父亲主持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一天，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伙伴以及我们姊妹几人的亲朋好友冒雪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父亲在外边工作的战友、学生及其家属子女也闻讯发来了吊唁，在北京工作的瑞民大哥（张瑞民，父亲的堂侄，在审计署工作）发来了诗作悼念父亲的离世，洛宁教委的负责人给父亲致了悼词：
“张恒声同志1921年5月出生于贫农家庭，1947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知道，父亲若有在天之灵，他心里一定很痛……
（完）
（本文内容全部真实，没有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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