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称

在老家堂屋左上角的墙壁上，常年悬挂着一杆小盘称。它悬挂的位置很显眼，看起来跟整个屋子很不协调。这是一杆老称，它的称杆光滑通透，像是抹了一层猪油；称头称尾包杆的铁纸，也是亮白亮白的，放在有日照的地方，它还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唯独称杆上识别斤两的白色小星星，若不仔细瞧都分辩不出了。

称杆下面是用三根粗麻拧牢的绳子拴住的称盘，称砣就随意地放在里面。与称杆比起来，称盘就显得破旧了。盘子的形状因长年的压力成了微椭圆形，边沿也有两道小口子，咧着嘴，仿佛在诉说着它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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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这把小盘称不起眼，可它曾是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开支的来源。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山村，那里地壤肥沃、山清水秀，是个种农作物的好地方。

本来，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但却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在我和姐姐还没出生之前，父亲在城里从事会计工作。因为固执不懂变通得罪了当时的权贵丢了铁饭碗，被迫回到了农村。当时的父亲在农村可谓一大风云人物，他有一台广播收音机，很多人都没见过这东西，他就每天在村头村尾给人放广播、讲城里人的生活。我那刚新婚不久的母亲因父亲的事受到了打击，再加上后来生活的不如意，身体渐渐不好，时常要靠药物来维持。最终，生活的窘迫让这位别人眼中的文化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挽起裤腿扎入田间。

父亲其实是不太会劳作的，什么事总是慢母亲一拍。母亲又是个急性子，免不了唠叨埋怨。无奈，为了温饱生计，父亲只得默默加足马力在屋前屋后开垦土壤，种起了小蔬菜。

一转眼就到了姐姐该上学的年纪。这时候，村里好多人南下广东打工，挣了不少钱回来，家家户户开始盖新房子。父亲看着家里的土砖房和即将要上学的我们，也想去。但最终父亲没有走，他放不下年幼的我们和疾病緾身的母亲。

这一年的春天父亲去了城里一趟，回来时脸上带着喜悦，劳作时更带劲了。屋前屋后的地被他细细翻了多遍，家里收成不好的旱田也被他排干了水翻成了种菜的土。母亲说父亲从城里带回了好些蔬菜种子，准备种些菜卖。天慢慢热起来，我发现我家屋前屋后的那些菜，藤蔓跟往年的差不多，但结出的瓜果不一样了。以前的那些辣椒，尖尖的细细的，但今年的辣椒很大个，看起来肉厚实多了；那个茄子，它竟是紫黑色的，要知道，以前我只见过白色的茄子······而且这些瓜果长得密密麻麻，把枝杆都压弯了。那旱田里面也结满了圆滚滚的大西瓜。我心想：这个我们可吃都吃不完了！

接着，父亲花了大价钱请本地最好的工匠打了杆盘称，也就是如今挂在墙上的这杆。每逢赶集，父亲就会挑起箩筐把这些蔬果担到街上去买。父亲是读过书的人，珠心算奇好，称在他手上一提，两秒不到，钱就算出来了，也从来不短斤少两，有时还会让他人沾点光。后来听父亲说，打这把称时他曾反复交待工匠师傅一定要做到最准。因为称准，也因为这些蔬果鲜嫩又好吃，街上没田地的人家都愿意来父亲这里买菜。而且每次商贩同顾客间有了斤两上的计较，顾客都会要求拿我们家的称来称一称才算数。

正是因为这杆称，它为姐姐和我换来了学费和上学的新衣服，还为母亲换到了昂贵的医药费。我记得那时候母亲吃的药都是小叔从城里带来的，特别的贵。没有这杆称之前，因为没钱，母亲发病时只能在床上躺着，我们就在一旁抹眼泪，日子的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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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杆盘称肩负的使命一直到姐姐和我完成学业。即便我们走上社会，这杆称也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父亲常说他没本事，没能把我们送上更宽更远的路，所以当姐姐和我都参加了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后，他依仍带着这杆跟随了他二十几年的老称，站在街角的农贸市场边。生活条件好了，小镇上的商贩也越来越多，若不是父亲早年间攒下的口碑，这些蔬果根本就卖不出去了。也有人跟父亲说，现在别人都用电子称，东西往那一放按个数字就行了。他还用这个老古董又要自己种菜，哪像个做生意的！父亲听了只是笑笑不再说话。他们哪里知道，这杆称对于父亲而言它不只是一杆称，它就是一个老伙计、一个陪他度过人生最艰苦岁月的老朋友，他怎么可能弃它而去？

父亲本是个文化人，但因某些原因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用一杆称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在一斤一两中讨得生活。现在这杆称上的斤两都有些模糊不清了，但父亲仍然舍不得放下。每逢年过节，他仍然要担些吃不完的蔬果去街上买。我和姐姐曾多次劝说，他再次笑笑：“虽得不了几个钱，但现在还能动，也不想给你们增添负担。这杆称得我进了棺材才能扔！”

父亲是固执的，就像他当年一样。有时回家小住，会看见父亲拿一块布细细擦拭着老称，还自言自语：“唉，你也是老得不像样了！”好像老称能听懂他的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