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三月初，我和我的小弟（当年只有17岁）下了城市户口，收拾好行囊，由妈妈送到四川省江津区油溪镇长冲公社（当时还属于四川省管辖）落户当农民了。我们是光荣的重庆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下农村当知青，实属迫不得已。不仅荒废了学业，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毁了我们的青春和梦想。
六七、六八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上的震荡和混乱无法制止，国家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六六、六七、六八级的几百万高初中学生成了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待业青年，闲散于社会。这部分青年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一九六八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袤的农村就成了知识青年的归属之地。
当时政府规定独生子女和病残青年可以不下农村。我家有五姊妹，哥哥、姐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下面就是我和两个弟弟。大弟弟身体不好，可以留城。我和小弟弟没病，身体也不残缺，所以我们下去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父母所在单位为了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任务，除了在职工大会小会上动员外还个别谈话。同事之间见面的通常问话就是:“你家孩子下乡了吗？走的哪里？”我们的父母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尤其是父亲，在机关工作几十年，历经各次运动，深知跟党走，听组织话的重要性，养成了老实本分的工作态度和诚恳待人接物的个性。父母亲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我和弟弟的下乡问题摆到家庭议事日程上来。他们天天在焦虑之中考虑着我们的去向问题。
按规定我本应该随学校统一落户到当时还属于四川管辖的最穷的酉阳、秀山边远山区。那里不仅山高路远，而且贫穷至极。那里土生土长的农民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且当时的激进口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我们不愿意在那里扎根一辈子。
还好，重庆市还有一条政策是可以“投亲靠友”。这条政策有着高度的灵活性，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一丝希望，看到了一线光明。我们没有别的奢求，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家近一点，有困难可以回城寻求父母的帮助。为此，父母每天绞尽脑汁，多方打听，四处求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与父亲十六竿子才打得着的一个远房沾亲带故的人，是他替我们找到了他的已经改嫁到江津的大嫂（他的哥哥已经去世），征得大嫂和她男人（也姓张，我们叫他张大哥）的同意，我们才在那个水陆交通都很方便，不缺粮食，不缺烧的鱼米之乡江津落了户。我们的爸爸、妈妈和远在北京、成都的姐姐、哥哥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对这个亲戚和落户的大嫂家都心存感激。
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好朋友也在纷纷找出路，想方设法投亲靠友。据说近郊农村还被分配了知青安置名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我的几个好朋友就是通过盘根错节的关系在重庆近郊落的户。
六八年的时候，我有一帮爱好文艺的同学和大、小朋友对“造反”不感兴趣，几乎天天聚在一起跳舞，欣赏音乐和看名著，过着“逍遥革命派”的日子。其中有两个要好的女同学，一个多才多艺、活泼、漂亮，她的理想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毕业考试之前她就已经通过了艺术专业考试，可是在等待复试之时却等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电影学院去不了，理想从此破灭。
另一个非常喜欢唱歌，她在学习美声唱法。每次到我家里来唱歌她都要求我关上门窗，她说她的声音可以使我家的窗玻璃震得喳喳响。确实如此，她的胸腔共鸣惊人的好，我觉得她就是一个花腔女高音的料。她俩组成一个临时家庭在城市近郊的农村落了户。本该进入艺术殿堂的她们，人生道路从此改写，我非常替她们惋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执行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运动。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都不能幸免。就是没有子女当知青的，在亲戚朋友中也会有。这场旷日持久，令人牵肠挂肚的上山下乡运动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才告结束。
我当知青整整三年。可是这三年我并没有老老实实在农村务农。我在公社的完中（小学和初中一起的学校）教过书，差点被学校留下转正为教师。由于我不愿意在那里教书，坚决不填教师转正表而作罢。与我在同一个教研组的青年数学老师很羡慕我说:“你还有机会回城，我就是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的，是没机会回城了。”
我还在公社搞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以文艺宣传为主，也为公社简报和广播站写稿等。由于表现尚可，公社书记表扬我，说:“你很全面，我们公社需要你这样的妇女主任。”很想我留下来。可是我去意坚决，我的心不在农村，我的志向也不在农村。
“知青”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团体。在知青大潮的滚滚洪流中有部分人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磨砺锻炼了自己，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返城之后成了社会的中坚，担起了重担。但更多的人是理想的破灭，命运的多舛和改写了自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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