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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年级，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的一年，尽管家务活多，我还是无忧无虑的上学放学，开心的很。
我的出生地叫“岭”，山多田少，土地稀薄，大集体时，是严重的缺粮队，我们家小孩多，大爹一家和我妈除了正常出工挣工分，还种有很多“自留地”。
说是“自留地”，其实就是在荒山野岭，旮旮旯旯东挖一块，西刨一块的荒地，种上豆子，南瓜，红薯，以填饱肚子。
那是个“槽里吃食猪拱猪”的年代，一家饱暖千家怨。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我家的“自留地”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我爷我爸先后倒霉了，被审查，被拘留。
记得有天早上，白霜落了一地，屋檐上结着长长冰掉子，我起早去放猪，一大堆人围着我的猪圈，逮我的猪，奶奶和他们讲理，大爹和他拼命。
“强盗！你们这些强盗！放开我的猪。”我高喊着，冲向人群。
可怜的猪娃娃看见我来，凄厉地叫着。仿佛在向我求救。
怎奈我势不敌众，天天放养的两头猪，还是被强行赶走了。
同时他们还搬走了我家的大方桌，那方桌四周雕着花纹，尽管黑漆有些斑驳，但是古色古香的，非常好看，奶奶说那是土改时分得的。
兄弟姊妹中，我最大，常常，我妈我奶被人莫名其妙的带走，说是去听会，往往半夜还没回家，我守护着弟弟妹妹，害怕得要命。幸亏有大爹大妈帮我们。
那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上学。
虽然我没辍学，但是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学习了，特别是上数学课，我一点也听不进。常常把我爱看的小说放在课本下面，在课堂上偷偷地看，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也不批评我。
那一年，我的同桌是个男生，名叫安然。安然比我大一岁，小小的眼睛，厚厚的嘴唇，说话细声细气，成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对人厚道，从不使坏，不欺负人，因此老师把我分到和他同桌，想让他带带我，帮我提高数学成绩。
那时我家如一叶小舟飘摇在风雨中，日子过的无奈又辛酸，我常常坐在座位上发呆，神思游移。落寞无助像鬼魅一样缠绕着我，使我不能静下心学习。
安然很有耐心，每天数学课后，他都要把当堂的内容，又细细地给我讲解一遍，直到我全部弄懂为止。日子一长，安然的个性影响了我，他和风般的语气，天真无邪的憨态，慢慢化解了我那颗提防的心，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时光飞快！
尽管有来自安然的无私帮助，善意的理解，那一年，我还是没有考上高中。
2
本来该回队里挣工分的，可是我的奶奶非要我继续读书，我又复读了。
复读的这一年，和我同桌的也是一位男生，我们是因为新学期统一测验分到一张桌的。
同桌叫付琦，因为小学时我和他姐同学，他常常喊我姐，刚分一个桌时，我很不适应：“我怎么和小屁孩同桌了？！”内心的纠结使我不拿正眼看他。
“落地凤凰不如鸡”，和我一样，付琦也是因为他的父亲，从县城学校转回村里的。
七十年代末，国家的大形势十分严峻，政治运动如山风般刮个不停。
付琦的父亲，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去的政府官员，因为正直，因为嫉恶如仇，更因为朝中无人，在飓风面前，如尘埃一般，静悄悄地回归到泥土里。
付琦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黯然的回到大山深处的家。为了付琦能继续上学，付琦的姐姐辍学嫁人。
不知是天意还是阴差阳错，我和付琦成了同桌。我们谁都没有瞧不起谁，我们没有三八线，没有责难，倒是在课间的时候，我们用手撑着头，用课本遮挡着脸，悄悄地谈论彼此的生活，互相鼓励，勉励自己要坚持读书。
有一堂语文课上，老师引导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对未来没有信心，不知道家庭何时能走上正轨，沮丧的不知明天在哪里，还能谈理想吗？我写不出来。
付琦倒是很乐观，他望着黑板上的题目，喃喃自语：“我的理想就是好好活着”。
他在本子上缓缓地写了起来：“我的理想就是要好好活着，用我的双手，我的力气养活我自己。……”
“……我仿佛看到，我在荒芜的山野里，举着锄头挖地，……我要将荒山变成良田，……我要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
付琦写下了他的理想，我望着他写字的样子若有所思。
“姐，你说，我将来会有出息吗？”
“姐，你说，我能走出大山，在外面混一碗饭吃吗？”
“姐，你说我考的上高中不？”
课间休息时，我常常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发呆。付琦总是这样问我，问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3
付琦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学习上从不服输，为了一道数学题，他会和同学，甚至和老师争的脸红脖子粗，他对我是尊敬的，别看他比我小，劳动课上，他总是捡重活干，让我闲在一旁。放学了，他二话不说，背着我的书包就走。
“姐，你比我处境好，你有盼头，你有奶奶当你的主心骨，你们家会好起来的！”
“姐，我们都要好好的学习，争取考上高中哈！”
在学习上，付琦天天和我叫劲。每次测验，他的分数都和我不相上下。
那年中考，我和付琦都考上了高中。我们大队，只考上五个人，我是唯一的女生。
那时的高中也就是现在的乡中。
作为全大队唯一的女高中生，二十多里的路程全靠双脚来回走，我能读完吗？（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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