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首先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文献汇编。它保存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目前通行本《尚书》共58篇，涉及四个朝代。
《虞书》是讲尧舜禹的事迹，有5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是夏朝的文献，有4篇：《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是商朝的文献，有17篇：《汤誓》《仲虺之诰》等
《周书》是周朝的文献，有32篇：《泰誓》《牧誓》等
从文体上看，《尚书》有六类文体：“典”、“谟”、“训”、“诰”、“誓”、“命”。
典：是重要史实的专题记载；
谟：是记载君臣谋略的，就是个会议记录；
训：是大臣开导君主的话；
诰：属于劝诫、勉励的文告；
誓：是君主出征前训诫将士的誓词，就是动员令；
命：是君主所下的命令。
《尚书》的篇名，也有几种命名方法：
有以人名为篇题的，如《盘庚》、《微子》；
有以事件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也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
从写作时间上看，主要由两类文献构成：
一类是历史文献文件本身，像诰命、训话、宣誓等，都是当时文件保留下来或记录下来，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另一类是追述古代事迹的文献材料，像《尧典》、《皋尧谟》这样的，属于后人根据传说记载的。
还有一种分类：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这个分类，其实也是真、伪的分别。
这里面，标黑色的这些篇目今文尚书，是真的；另一部分《尚书》篇目，是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就是这些标红的篇目。为什么说是伪造的，下面还要讲到，这里先点一下题。
按照古人的说法，至少在清代以前，人们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所说、所写的；判断的依据是，这么深刻、这么有哲理的思想和话语，是非这些伟大人物写不出来的，比方说《尧典》、《禹贡》等。这是信古派的观点。
进入20世纪，出现了疑古派的学者，认为尧、舜、禹，还有夏朝，没有考古材料支持；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有争议；而且中国的文字，是商代才出现的，所以在疑古派来说，商代之前的这些文献，完全是后世人伪造的。
疑古派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明完全怀疑、否定古人，也是不对的。
我在这里做一个折衷的判断，或叫探讨。这些文献，商代以前的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大家知道，在没有记载工具时代，古代人的记忆是惊人的，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等，都是大部头的史诗，全凭民间艺人记忆流传下来的。尧舜禹，以及夏朝的事迹，流传到了商代，写成了文字；到周代，最后写定。
商代的那几篇，可能确实写于商代，传到周代，由商朝的后裔宋国人写定。周朝的篇目，那就是当时的文献保留下来的了。
那么，具体是谁承担文献记载和流传的任务呢？ 是史官。
中华文明是比较早熟的文明，标志就是，很早就有了专门化的文献编撰人员和机构，史官。不像那些民族，全靠游吟诗人、靠着史诗，传承早期文化和历史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历史学最早发达起来，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史官文化传统。
在古代，史官具有很高的权力，很有地位，当然史官也负有重大责任：他们每天都要记录国君及朝廷中的各种大事件，所谓“君举必书”，国君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详细的记录。
史官又有左史和右史之分，据说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史负责记载国君的重要讲话，以及朝廷中的各种讨论，就形成了《尚书》这样的文献；右史则负责记载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就形成了《春秋》这类史书。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
《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情况，史官的地位已经比远古时代下降了，但权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史官集团具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甚至拿生命捍卫职业尊严。
讲两个故事。公元前607年，晋国的昏庸国王晋灵公，要谋害权臣赵盾，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往国外逃命。晋灵公的姐夫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叔叔拥立为王，就是晋成公。
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道：“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
理直气壮，秉笔直书，赵盾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发生在齐国。公元前548年，齐国发生了一起弑君案，大夫崔杼把齐庄公杀了。当时齐国的史官就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就杀了他；他弟弟又去写，还是这么写，崔杼又杀了；三弟来，还是这样写，崔杼可能也是杀累了，就没杀，让他走了。另外一位史官，叫作南史氏，听说这弟兄三个都死了，自己带着简去，准备继续写；听说已经写好了，才回家。可以设想，这是这么壮烈的场景！可惜的是，三个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后来，文天祥写《正气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人生命超越的寄托，就像宗教一样，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中永生，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清白、公正。
话说回来。正是有了成熟的史官文化、代代相传的史官群体，才有了《尚书》这部伟大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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