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福：《最难忘的是师恩》

          我们的人生感悟，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沉淀，总算有一点儿结晶:比如对待老师，我一直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理念，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福报的根源。

        我的中小学时代基本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说是“基本“，是因为还有一个学期是在刚刚成立的县第二高级中学学习并参加了高考，二高在县城。我之所以能够在1978年考入大学，接受近十年的中小学教育中，最关键的是情同父母的老师把我举过头顶的。这个老师群体规模如此之大、奉献如此之久、用情如此之深，是当今的社会难以理解的。

        我有个小学老师叫姚永功，教语文，还当班主任。他性如烈火，快人快语，但对学生特别真诚、负责。作为班长，我与他接触最多，挨批最多，受益也最多。小学生最头疼写作文，他教我写作文时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要写到头疼！几十年来，我不知写了多少文章，每当“差不多” 的想法袭上心来时，都会想起姚永功老师的教诲，接下来就再下功夫对文章打磨，直到“头疼“为止。姚永功老师英年早逝，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铜钟到南金庄小学之间一个叫五里塘的路上，他坐在一辆架子车上，瘦的皮包骨，神情疲惫。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老师已病入膏肓，就把架子车接过来，拉着他送到岔路口才依依惜别。不想，这竟成为与恩师的永诀。

      中学时初一年级班主任王子学老师，教数学，与姚永功老师性格相像，对学生特别好，对我则视若亲子。那时我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差，冬天住校太冷，王老师让我和他的儿子曙光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天亮老师还给我们打热水洗脸。放假了，我去王老师家玩，师母对我们也都非常好，特别是王老师的母亲，我和曙光一样喊她老人家奶奶，慈祥善良得让人终身难忘！我的数学特别是平面和立体几何学得不好，但王子学老师教的代数，我却是学得不赖。这为我后来学好数理统计以及自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线性规划、常(偏)微分方程、系统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子学老师和儿子曙光

          和姚永功老师和王子学老师一样， 高中的班主任胡宏才老师，教化学，他也让我和他的儿子大眼和他挤在一张床上，手把手帮恶补化学知识，心对心关心我的学习生活，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对我是一样的要求，一样的好，也一样的骂，胡老师脾气大，说话直，纵使骂我，我的感觉都是满满的爱！那时高中学制是两年，高二第一学期，大家都在准备高考，胡老师却得了阑尾炎，在铜钟卫生院做手术。由于师母在农村要出工干活，还有孩子要照顾，没法天天在医院陪护。我就非常坚决地守在老师病床边当起了陪护，胡老师骂我回学校我也不听，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胡老师偷偷捂着被子哭鼻子。直到老师出院了，我才回到教室。我这个自认的文科生能在高考中，化学成绩得了82分，胡老师的深情厚爱、悉心教诲功在第一。

恩师胡宏才老师 胡宏才老师的儿子大眼

        还有黄权智老师，他是教生物的。当时生物课是不为学生重视的，但黄老师教以致用的本事了得！有一年夏天半夜，我正睡在教室的桌子上，突然后背疼得坐立不安，原来是长了一个搭背疮。第二天黄老师知道了，把我领到他的住室，用消毒后的针挑破了肿疮，从小玻璃瓶子里拿出一个空壳虫放到创口，虫壳就往外流水，马上就不痛了，两天即痊愈。我至今难忘的是，黄老师一边认真操作，一边还讲这样做的原理，那才真叫诲人不倦。后来我带学生以及培养部下，都是不厌其烦地既告诉方法，又讲解原理，大概都是受黄老师的影响。可惜的是，现在的孩子都太聪明了，不以为然，反倒怪我唠叨。听说黄老师八十多岁了，还身心非常健康，真应了好人有好报的天道规律。

        二高的首任校长是刘宝锦老师，他在铜钟完中时就是校领导，我是随刘老师到二高的九位同学之一，属于刘老师的嫡传弟子吧，所以刘老师让我做了班副，每天喊起立坐下，在这群全县最顶级的中学里出足了风头。如果不是刘老师把我架到那个位置上，必须处处以身作则，我这个文科生跑到理科生济济一堂的“黄埔一期“，即便不是落荒而逃，也会成绩垫底的。

左起黄祖美刘宝锦袁子正严绍文张运中

          原在铜钟完中任教的袁子正老师，后来也来到二高担任语文老师，在“黄埔一期“专教作文。2008年我在北京望京医院住院时，袁老师来京相聚。当时我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做文字工作，与袁老师自然也会谈到行文之道。我发自内心地告诉袁老师，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和部属，我的文章功夫得益于袁老师当年的亲传嫡授。

        随着社会功利主义盛行，现在这种师生感情还有多少？至少学生对老师这种视师如父如佛的感觉或表现很少了。大学里学生对老师利用得多，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也不在少数。自然的，学生从老师处得到的帮助也就少了，他们的人生福报相应的也少了。

          那天看到中小学一直相伴的姚道远同学提供的儿时毕业合影，看到里面有个体育老师赵祥国，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当时他是反县委书记的，学校要在大礼堂批斗他，有老师指定我上台发言。我谁也没敢说，纠结了一晚上，不该这样办。我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批判老师就是欺师灭祖，那是大逆不道，是要遭报应的。但让我批判赵祥国老师的也是老师，我不听老师的话，也是不对的。怎么办呢？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痛苦的选择！？但是，我又必须选择。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做出一个决定:装病。我告诉老师，嗓子哑了，说不了话啦。结果换成另一个同学上台批斗发言。当时，我坐在草顶泥墙的大礼堂里，看着赵老师雄赳赳地站在主席台上接受批斗，满脸不屑地听着大家的批判，心里非常难受。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自己成长了、成熟了。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每当利益与良心搏斗时，我的眼前都会闪现出铜钟完中礼堂的那一幕，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选择:宁愿放弃利益，也要做到良心平安。

王景福：《最难忘的是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