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书，总抱着儒家的观点：“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以为人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点成绩，才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那个时候，自己是很不屑竹林七贤，林逋，王尔德这类人的。总觉得他们把大好时光都浪费了，史家记录这些人，简直是误人子弟。
长大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人岁数越大，就越能体会环境两个字。你开始深刻地知道，任何人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他在所处环境下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就像吕思勉先生所说：旁观者清是不存在的，不是当局者，根本无法理解当时的环境，而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选择的方向。
你如果没有深刻了解过魏晋那个时代，不知道彼时的洛阳就是一栋巨大的病房，你就不会理解竹林七贤那种人，把整个人生都活成行为艺术。
比如阮籍，后世如王勃那样的天才也感叹“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他却不知道，其实阮籍早年是有政治抱负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登广武古战场，观楚汉战争处，甚至慨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可他11岁时，魏主曹丕演了一出汉帝禅位、自己登基的戏；在他中年时期，看到的都是曹氏与司马氏的残酷政治斗争。他死前，魏禅位于晋的局面已定。他死两年后，魏主正式禅位于晋。也就是说，在阮籍的一生中，他亲眼目睹了两次禅代的残酷政治斗争，这便是他绝望的根源。
终魏晋一代，正是所谓人人纳身狂荡凶狡之中、寄命转盼不保之地，你怎么站队，倒霉的概率都差不多。阮籍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这个时代的人，谢灵运就这样玩了一辈子，陶渊明就这样宅了一辈子，王戎都发明出不慎掉进厕所的保命术了。你积极进取在他看是浪费生命，他的及时行乐在你看是虚掷光阴，可如今的我们，无论如何理解不了那种对生活的彻底绝望。
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笼罩在巨大死亡阴影下的风流，说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为艺术。批量产名士的时代，一定是恐怖的时代，《世说新语》好书风姿绮态，容易让人错爱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晋不仅有竹林七贤，它还会把竹林七贤扔进厕所里。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许多事也便容易理解的多了。
比如杜牧，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大好的年华都扔在青楼里。在后人看来，与杜甫齐名，是极高的荣耀。他理应像杜甫一样，成为一代圣人。
然而，“小杜”的称呼，未必符合杜牧本意，心里也未必舒坦。
和阮籍一样，杜牧也曾心怀天下，一篇《阿房宫赋》让年轻的他名满天下。即便是后来在宣州时，他的差事很清闲，只管骑驴遛马。但一听闻幽州作乱，北方烽烟又起，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哼哧哼哧写下了数篇政论文。
可此时的唐王朝，早就是件千疮百孔的破衣裳。朝廷内乱，宦官专权，党争浊浪……哪怕真有将相之才，也抵不住大唐之舟外渗内漏。
因为无力扭转，杜牧只能潦倒江湖，以酒为伴。
“半醉半醒游三日”“但将酩酊酬佳节”…此后的诗文，不仅梦多，而且酒多、醉多。
他心存着一丝侥幸。或许在某个角落，有人与他共情。然而，整整十年了，辗转江西、宣州、淮南。只想做个纯粹诗人，却饱尝挤兑和嫌弃。
“非我薄幸于青楼，乃国家薄幸于我。”
在大唐的暮色里，他耗光了所有政治热情。一路凶险，一路冷遇，一路失落，终于无路可走，彻底绝望。
还有美国二战后“垮掉的一代”，他们放浪形骸、吸毒纵欲，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内涵：用自己的身体与意识对抗世俗陈规与机器文明。
“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从1945年到1960年，全美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新中产阶级由此兴起。但与繁荣并存的，仍然是战后的伤痛，它没有因为表面上的平静而消褪，相反，大量老兵的伤亡促使人们进入反思期。垮掉的一代没怎么思考，直接给出了行动，他们走在路上，任其失去，不问缘由，用无目的来寻找和反抗，他们与毒品、性滥交为伍，表现得更为激烈一些，他们用狂躁取代了抑郁。
而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艺术家和写作者们开始关注个体，作品直指个人内心体验，指向与个人密不可分的家庭关系，指向社会，以及社会的病态。
而那些少年们，对这个病态的社会毫无办法。
既然生活没有办法让我正常，那我就索性不正常；既然我没有办法做到无辜，那我就索性不无辜；既然生活已经没有了远方，那就去他妈的远方。
你只有理解了这种刻骨的绝望，才会理解那些人惊世骇俗的行为。
而这些人背后的质问，才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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