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心期之意义
轴心期的意义问题跟它的起因完全是两码事。
在我们目前的认识限度内，不可能对轴心期三重表现的事实作出真正恰如其份的解释，它好似奇迹。然而，这一事实的隐藏的意义，就象是某一个人在某处意指的一样，在经验上也完全不能发现。我们在探究它时，实在只是把自己的解释施加于事实，并从中为我们引出一些东西来。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运用的术语似乎表明我们胸有成竹，那也仅是比喻。
(1)为了使轴心期的真相真正具体化，为了把它们真正作为我们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就要去掌握超出一切不同信仰的全人类的共有之物。从个人的基础出发，根据个人信仰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是一回事，将个人意识与他人意识联系起来，在同其他每一个人的基础的交流中，去思考历史的统一性，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数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在经验上对所有人都是很明显的。
基督教信仰启示的先验历史，由创世、堕落、诸启示阶段、预言、上帝之子的显身、拯救与末日审判所构成。它作为历史人群的信仰内容而原封不动。可是将所有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启示，而必定是经验。启示是特殊历史信条采取的形式，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所有人都可分享轴心期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知识。虽然轴心期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虽然这三个世界开始并没有联系，然而轴心期奠定了普遍的历史，并从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进来。
(2)我们把轴心期行为看作是对无限交流的要求，这一步骤导致了三重历史转变之事实。在成功地弄清楚自身、在克服所有自我封闭的历史性的潜在狭隘、在向展开的现实飞跃的过程中，去弄清和理解他人的帮助吧!这一深入到无限交流的冒险是人类形成的又一奥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不可理解的史前之过去，而是产生于我们内部。
这种被历史的三重起源之事实所造成的对交流的要求，是对任何一种信条独占真理的不正当权利的最好纠正。因为一种信条只能在它的历史存在中是绝对的，而不可能象科学真理一样，其种种论断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独占真理的要求，这迷信的工具，人类傲慢的工具，权力意志的自欺的工具和西方的灾难，在那种教条主义哲学和所谓科学思想的世俗形式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上帝以几种形式历史地现身，开辟了通向他的多种途径。正是这一事实，可以消灭独占真理的权利，仿佛神性正通过一般的历史语言发出警告，反对独占真理的要求。
(3)如果轴心期的重要性达到了使我们沉浸其中的程度，问题就产生了:这个时期及其创造是此后一切的尺度吗?假如我们不考虑轴心期影响的数量方面，不考虑其政治进程所涉及的地区范围，也不考虑整整数世纪的卓越的精神现象，而把轴心期现象所包含的朴素的伟大、创造性的洞察力、向新精神世界飞跃的以及意义的深度，都看作是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精神顶峰，是否仍然真实?较晚的现象尽管也达到了高峰，也变得无可替代，但在较早的现象前会黯然失色吗?例如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古罗马诗人。一译注。】在荷马面前，奥古斯都在梭伦②面前，耶稣在耶利米面前。
对这一问题给以机械肯定的答复当然是错误的。较晚的现象恒定地具有自己的价值，它不会出现在前一个现象中。它有自己特具的成熟，崇高的价值和深邃的灵魂，这在“特例”中尤其如此。把历史安排在根据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自动推断出的价值体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系统阐述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许还有对较晚现象的偏见，却都是由对轴心期的理解而引起的。这就依次阐明了不属于轴心期的不同形式的特别新颖、伟大的东西。例如，无论谁研究哲学都会发现，在研究了希腊哲学家数月之后，圣·奥古斯汀对他的感染，就象把他从冷漠和非个性中解放出来，带进了良心的种种问题。自圣·奥古斯汀时代以来，良心问题与我们寸步不离，而它与希腊人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反过来，在圣·奥古斯汀身上花费一段时间之后，他会体验到一种不断增强的愿望，想返归到希腊人，净化他那似乎因追求上述那种思想方式而滋长的情感污染，通过沉浸在希腊思想的清泉中而恢复康健。世界上我们无处可寻得终极真理和真正的皈依。
轴心期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继续发展。
在我看来，唯有这一点才确凿得多:我们当今的历史意识，还有我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意识，直至我仅能暗示的结果，都是由轴心期概念所决定的，无论这一论点是被接受还是被否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凭此方法人类的一致性对我们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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