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整个国家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慢慢走出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农民的生产热情被极大地压抑着,饥饿再次让百姓饱受煎熬。我家也不例外,厨房的米缸中没有多少余粮,但总是被捂得严严实实,对于这口米缸,我打小便对它充满敬畏,整个家庭的氛围告诉我:不能乱碰!
一天深夜家中却传来莫名的声响,父亲立刻惊醒,在叫起两个哥哥的同时,冲进了厨房。然后,一家人里里外外查了个遍,也没看到人,不过水缸边的水渍还是引起了父亲和大哥的注意。正当大哥准备上前仔细查看时,父亲却拦住了他,叫大家都回房睡觉。
等到大家都睡着了,父亲走过去敲了敲水缸盖子,说:“出来吧。”一会儿,那个小偷从水缸里湿漉漉地爬了出来,低着头不敢看人,浑身打着颤。
“说说吧,你进来想干什么?”老父亲一边递过去一条干毛巾,一边问道。
“家,家里,没吃的了……”那小偷嗫嚅着回了一句,就不说话了。
老父亲心事重重地看着那小偷,过了好一会,轻轻地叹了一声,于是找了个小布包,走到米缸旁,从那本就不多的粮食里,装了一半递给那小偷。“走吧,以后别再偷东西了。”
小偷怔怔地看着递过去的布包,又抬起着头看着父亲,然后跪下去,即了几个头,紧紧地抱着布包走了。
隔了好久,父亲才将这件事情告诉大哥。当我初次从大哥口中得知此事的时候,并不能理解父亲的“慷慨大气”。等到我能理解父亲时,应该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大部分农民家里生产的粮食多了起来,不用再担心挨饿,思想活泛的已经开始想着多种点能增加经济收入的农作物,甚至离开土地去跑生意了。
父亲却仍然用自己一如既往的勤劳和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认真地经营着自家的几亩稻田。每次在田埂上望着绿油油的禾苗或沉甸甸的稻穗时,父亲的眼神总是坚定又踏实。用父亲的话说就是:“锄头拿得稳,种田是根本。”
“咱们家日子过得好了,不能忘了党和政府,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让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父亲时不时地就会对我和两个哥哥说这句话。
每年家中一季稻脱粒暴晒几个大太阳后,父亲便会在一个天蒙蒙亮的早上,早早地叫醒家人,再配上一辆拖拉机,把稻谷送去县里的粮站,这是交公粮。看着一筐筐从拖拉机上卸下来的稻谷,粮站里工作人员连着把手插进稻子中检查几次后,对同事说道:“晒得很干,几乎没有杂屑,都定1级吧。” 接着回头对父亲竖起了大拇指。
“交给国家的粮应该要这样。”父亲轻轻地回了一句,就继续忙着卸稻谷子了。
等到最后一筐稻谷称完重,才发现少了60多斤。粮站里的同志对父亲说道,“只差了一点,但是你交来的稻谷晒得很干,质量很好,这次就算了。”
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收拾好东西,坐着拖拉机就回家了。一进家门就叫上大哥一起从谷仓往箩筐里装谷子,装了满满两筐,估计差不多有150斤吧。然后挑起谷子就往外朝着出村的大路走去,大哥追了上去,一路和父亲轮换着挑着那担谷子。
傍晚,父亲和大哥满头大汗、衣衫尽湿地回来了。老父亲佝偻的身影尽显疲惫,可眼神是那样淡然。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家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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